台灣為什麽應該為戰爭做好準備?什麼樣的防禦措施將最可能避免衝突的發生?「嚇阻」的基本邏輯是什麼?

麥克.韓澤克 (Michael A. Hunzeker) 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安全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助理教授以及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韓澤克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並取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碩士及博士學位。他曾於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十五年。

韓澤克跟他的研究團隊在 2018 年 11 月出版了《時間問題:強化台灣的傳統(正規)嚇阻態勢》 的專論 (中文翻譯:連結)。

我們在 2019 年 3 月底跟韓澤克進行了電郵訪談。他跟我們分享了他們研究團隊對台灣的國防建議,以及在動盪、危機時期,辯論這些議題的重要性。

以下對話經過編輯,以求清晰易懂(閱讀英文原文紀錄:連結)。

【新世代安全論壇】您的研究凸顯了台灣國防態勢的一些重要問題,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台灣的戰略(或者說,如何落實我們所聲稱的戰略)。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之前,請問:身為華府的學者,面對全球這麼多安全議題,您為何決定研究台灣的國防呢?這項計畫又是如何產生的?

【韓澤克】我招募一群學者和相關領域人員來研究這個重要議題的原因有兩個。

首先,我越來越覺得在美國這裡,針對台灣國防需求的對話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我也認為一個「新鮮」(fresh) 的、局外人的觀點,因為其挑戰現有假設、普遍觀念和建議,對思考這個議題會有相當的幫助。毫無疑問的,有少數的聰明、勤奮的政府官員、學者和分析師,在職業生涯中致力瞭解避免臺海衝突所面臨的挑戰。他們的工作極為重要。然而我也相信,由於僅有少數專家長期研究這個問題,他們的對話與辯論難免陷入一言堂和同溫層,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這些議題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台灣發生的事情極有可能影響美國每一個人。台灣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也是重要的全球經濟合作夥伴,同時也是美中關係之間一個可能的引爆點。而且美國在法律上有義務協助台灣的安全需求,儘管有時候這些承諾並不十分明確。

因此我認為,新專家加入討論是十分重要的。至少,我希望可以在老生常談的討論中注入一些新想法。最好的情況當然是可以啟發更多美國學生和分析專家來加入這場批判性的辯論。有新想法是好事,不應拒之門外。

第二個理由,是我認為我的團隊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可以貢獻出來參與對話。具體而言,最近我和我經常合作的同事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教授, 共同完成了一篇研究美國陸軍在歐洲東北的傳統(正規)嚇阻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的論文(連結)。在這項計畫為期兩年的研究中,我們注意到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所共同面臨的挑戰和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在地理位置上,這四個國家隔壁就有一個可能對他們發動攻擊的國家;它們也都和潛在侵略者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這四個國家在國土範圍、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上,也都很難與潛在攻擊者硬碰硬。當然這四個國家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

這四個國家當然也存在重要的差異性。但我們相信,相似之處是非常驚人且密切相關,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以新的方式思考台灣的挑戰和機遇。

您和您的團隊花了多少時間進行這項計畫呢?台灣問題已經是許多分析研究的主題之一,為什麼您認為在這麼有限的研究時間內,您和團隊有辦法提出一些新想法呢?(請原諒我這麼直接!)

問得好,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

在 2018 年 1 月前往臺北之前,我們大約花了三個月的準備時間進行背景研究。我們花了一個星期對大眾進行訪談,之後又花了約六個月執行其他研究;在這段時間中,我們針對區域與防衛專家提供的回覆來撰寫和修訂報告。這些回覆十分嚴謹也十分珍貴,因此這份報告絕不是我們急就章胡亂湊出來的東西。

有一點也必須特別說明,雖然我和團隊在旅行和研究上獲得資助,但我們並沒有另外獲得任何個人或機構的酬勞。我們之所以花了數月來研究這些問題,並不是因為可以得到什麼好處,而是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事實上,我們都是在全職工作的餘暇來進行這項研究。

我和團隊都承認,我們並不是台灣專家。用一個非常美國式說法來講,「局外人」反而是一個優勢,而非缺陷。我必須坦率地說,在美國本土,有關台灣安全需求和選項的對話已經有些陳腐了。唯有注入更多的聲音、想法和意見,才能有所助益。

此外,我也深信我的團隊擁有一套獨到的經驗和見解。我們的確不是區域專家,但有四位曾在部隊服役。其中兩位是退役軍官,有兩位從美國軍校畢業。我們也曾以現役和後備役的身分出過任務(有一位成員其實是在艦上服後備役的時候進行這份報告的)。還有兩位成員曾與台灣軍方共事,也與他們進行過訓練。由於團隊成員分別來自美國陸、海、空軍和陸戰隊,我們事實上也提供了一種「聯合」軍種的觀點。

除了我們的軍事專業之外,拉諾什卡教授也是著名的聯盟、核武擴散和混合戰爭的專家。麥特.費(Matt Fay)則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國防預算分析師。艾瑞卡.森.懷特(Erica Seng-White)則是一位剛開始嶄露頭角的輿論研究學者。他們寶貴的觀點,顯然都是值得參與對話的。

區域專業和當地知識當然重要,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忽視或取代這些觀點。但就像我常告訴學生的,子彈和飛彈自有一套攻擊的邏輯,它是不會管你國情如何的。

您這篇專論的副標題是:「強化台灣的傳統(正規)嚇阻態勢」。而「傳統」一詞在國防議題的討論上,帶有負面涵義(如:「台灣堅持建置傳統的武器載台」等評論)。您可以為我們解釋一下「傳統(正規)嚇阻」的意義嗎?

這也是一個好問題,因為您強調了這個術語在臺、美兩地使用上的重要差異。「傳統(正規)嚇阻」指涉的是非常明確的東西,也就是特別關注在「不包含」核子武器的嚇阻選項。

所以,當我們說「正規」,我們指的不只是「傳統」的武器和載台。

提到這點,其實我們認為台灣應該認真考慮省下那些挹注在主力戰車、先進戰鬥機和大型潛艦等「傳統」武器的預算,轉而投資大量真正的不對稱作戰能力,例如反艦飛彈、水雷、防空裝備,甚至是游擊戰力。

為什麼您要將核子武器排除在外呢?那不是最終極的(甚至是「唯一」真正的)嚇阻手段嗎?

我們沒有把核子武器納入考慮,是因為以台灣的情況來看,擁有核子武器反而會招來台灣想嚇阻的威脅。

我同意,可靠、有彈性的核武能力「理論上」足以嚇阻威脅;但如果台灣試圖取得核武,將不免遭遇一些非常「實質」的阻礙。

第一個阻礙就是時間。專家認為台灣從設計到製造出核武的時間,少說需要一至二年。

這就牽涉到第二個阻礙:保密問題。台灣過去曾二度試圖發展核武,但兩次都被美國發現,並向台灣施壓要求中止研發;而這還是台灣在威權統治時代下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們很難想像,在如今活躍、透明的民主台灣中,政府該如何把這種計畫保密一年甚至更久。

這種可能被發現的風險,也帶出了第三個阻礙:中國的底線。中國不可能容忍一個擁有核武的台灣。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想見,早在台灣能夠設計、開發、測試並部署可行的核武能力之前,中國就會發現台灣的核武計畫並採取武力回應了。

這是澄清您所謂「嚇阻」意義的好時機。這個詞經常為臺、美國防專家所用,但我們似乎對嚇阻實際的涵義,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當我的團隊使用嚇阻這個術語時,我們指的是試圖威脅潛在侵略者,讓他們相信如果嘗試改變現狀,將會遭受難以承受的痛苦。換句話說,我們把嚇阻想像成在沙裡畫一條線並告訴對方,如果你試圖跨過來,你將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如果把這個定義套用到台灣的狀況,便是要說服中國不要試圖違反台灣意志,以武力統一台灣。

根據美國歷代學者對嚇阻的研究來看,我們也認為台灣必須滿足一些先決條件才能夠嚇阻侵略。

首先,台灣必須要有確實可信的嚇阻態勢。也就是必須讓中國「相信」,台灣有決心和能力都足以兌現對中國的威脅。而中國也必須了解,台灣也擁有可以實現威脅的政治意志。總之,要對敵人造成不可承受的痛苦,也代表著要將軍隊送上戰場。

其次,台灣所造成的威脅,必須超出中國所能承受的範圍。台灣必須讓中國相信,台灣可以「施加如此大的痛苦」,以至於攻擊的成本將超過任何可以預期的利益。這也代表台灣必須知道中國承受痛苦的限度。正如我有時跟我學生說的,你不能用痛苦來威脅一個被虐狂…

第三,雖然對中國造成威脅很重要,然而台灣也必須提供保證。除了讓中國相信攻擊行為將導致難以承受的痛苦外,「同時」也要讓中國知道,只要不輕舉妄動,台灣也不會對中國造成威脅。我們認為,如果台灣想購買射程深入中國內陸的長程飛彈,這是需要謹慎思考的問題之一。雖然看似不太可能,但中國可能會擔憂,有朝一日台灣將使用這些武器來攻擊北京以貫徹其意志。

最後,台灣必須明確地方式表明其威脅和保證。基本上,台灣需表明:什麼樣的行為將觸發台灣的軍事回應,也需要向中國展示台灣聲稱擁有的能力。這就是為何秘密的軍事計畫和武器,對阻止侵略無益。引用一部美國著名電影的話,「如果你擁有能夠毀滅世界的武器卻秘而不宣,那還有什麼意義?」(the whole point of a doomsday machine is lost if you keep it a secret!)

有台灣官員表示,雖然傳統(正規)武器或平台在保臺戰爭中的「可能效益不大」,但我們仍需要其「嚇阻價值」(潛艦和戰車便經常被拿來做為這種需求的例子)。另一方面,您剛才提到的反艦飛彈、水雷、防空裝備,甚至游擊戰等能力(這點我們稍後再討論)。您是否能說明您的看法和官方所謂「嚇阻價值」之間的不同呢?

對於那些官員認為即使潛艦和戰機的作戰效益不大,卻仍具備嚇阻能力的看法,我們不敢苟同。我們認為這種論點忽略了嚇阻背後的基本邏輯。

嚇阻有兩種基本手段:報復性嚇阻和拒止性嚇阻。

「報復性嚇阻」的意思,是威脅透過施加不可承受的痛苦來「報復」侵略。台灣若要實現可靠的報復性嚇阻能力,就必須讓中國相信,在被入侵或發生重大襲擊「之後」,台灣仍有能力造成讓敵人難以承受的損失。核子武器可能有辦法做到這點,但我之前已經討論過這種方法的所有障礙。因此,台灣便需要大量的遠程精準飛彈,也必須確定這些武器能在先制打擊中倖存;而且我是認真覺得要十分「大量」的飛彈。對已經決心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中共而言,規模太小的打擊可能尚不足讓中國感到痛苦,因此,台灣需要的飛彈數量,必須大到足以造成核戰規模的破壞。不論哪一種的報復性嚇阻都存在風險,因為台灣必須等到中國明確的跨越紅線之後才能進行報復,但到時可能就為時已晚了。

因此,台灣只剩「拒止性嚇阻」一個選項。「拒止性」嚇阻和「報復性」嚇阻不同:它是讓你的敵人相信你有能力防止敵人在它可承受的代價範圍內、在戰場上達成目的。如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說,拒止性嚇阻意指讓敵人了解:我們有能力讓你的軍事行動困難重重或損失慘重;讓敵人想都別想,完全打消出兵攻擊的念頭。

以台灣和中國的狀況而言,我們認為拒止性嚇阻明顯較為可靠和合理,但前提是台灣的武器和載台必須能在戰場上「發揮效用」。若台灣擁有取之不盡的國防預算,當然可以負擔純象徵意義的武器,但事實並非如此。台灣面臨的預算挑戰十分嚴峻,因此必須別無選擇的把稀少的國防資源投注在真正的作戰能力上。

我們要清楚:「拒止性嚇阻」並不是指台灣必須在戰爭中打贏中國,而是要擁有足夠的戰力,讓中國認為發動戰爭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我們認為達成此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專注購買大量便宜、有高存活能力的武器。

一般大眾會以為我們的國防計畫(購買什麼、如何運用、如何訓練)是根據實際能嚇阻敵人的需求來決定。但您在第四章中提到,在和台灣國安高層官員的訪談之中,有人表示:那些先進、昂貴、嶄新的裝備可能作戰效益有限,但購買那些裝備的用意是為了要提高民心士氣,讓民眾安心。請您簡要說明,為什麼您認為那些所謂「先進」的武器幾乎是無用的?

好,我盡量簡短!還好我上一個問題答得夠詳盡,讓這題的答案可以簡短一些。

答案總結起來就是一個字:錢。先進武器當然有用,但台灣無法負擔足以嚇阻中國的「量」。總之,中國實在和台灣太近了,中國有大量的飛彈庫存,也有比台灣更多的軍隊、船、和飛機,而且中國的武器也正快速地追上品質差距。這林林總總都顯示,如果中國決意進犯台灣,絕對會以飛彈、特戰單位和網路戰對台灣軍方發動壓倒性、毀滅性的先制打擊。

所以,台灣唯一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解放軍無法在戰場上以合理代價致勝的方法,便是購買非常大量、讓中國無法在第一擊中完全摧毀的武器;而且在第一波攻擊之後,台灣仍有足夠的武器和單位存活,可繼續和解放軍的侵略部隊作戰。

因此,錢就變成了問題。先進武器非常昂貴,如果台灣的國防預算沒有上限,我們也許會贊成購買大量的柴電潛艦、神盾艦和 F-35 戰鬥機。

可惜,台灣沒有取之不盡的國防預算,因此也無法大量購足昂貴、精美、先進的船和飛機,來保證在遭受第一擊之後還有足夠的武器可以倖存。

因此,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改為購買大量的便宜武器,例如水雷、反艦飛彈、無人機和飛彈快艇。單單一艘潛艦或一架 F-35 的成本,就足以購買許多這種廉價武器,這是台灣可以負擔的。水雷、飛彈、無人機和飛彈快艇的體積都不大,可分散部署在台灣全島各個角落,讓解放軍難以發現,也無法在第一擊中全數盡滅。

即使是便宜、小型的武器,也不代表不能發揮效益。諸如湯瑪斯.漢默斯(T.X. Hammes)等許多精明的美國國防專家都認為,世界正在進行一場戰爭戰法的革命。他說,多年來,世界上最強的幾支軍隊都花費了全部的預算去購買少量的昂貴、先進武器;但是,長程目標定位、微處裡、3D 列印和無人機技術的新進展,代表購買大量便宜武器的陸、海、空軍,將有能力打敗那些堅持以少量、昂貴且技術複雜的武器作戰的敵人。

這些官員似乎在表達幾個假設。第一,「最壞情況的戰爭」不會發生:「中國只要『買下』台灣,或在政治或經濟上施壓即可;中國必須爭取台灣的民心,因此不會做出任何造成人民困擾的事情,更遑論冒險造成他們的傷亡。」第二,很多人普遍認為台灣沒有贏的機會:「我們的人數和武力都遠不及對手;我們也沒有作戰的決心,這點從決定廢除徵兵制便可見一斑。」這代表衝突根本不會發生(或者會很快地結束),因此我們可以購買一些閃亮的新裝備來公開展示、讓大家拍拍照。而且也許,如果美國賣我們這些最精良的武器,也代表美國釋放出將介入防衛台灣的訊號:「美國不想冒失去第一島鏈的風險」。顯然您認為這些觀點有問題。戰爭有可能發生嗎?如果有,台灣究竟有沒有機會?在這些問題得到答案之前,我想我們無法有建設性地討論台灣的國防政策。

我和團隊都希望台海不會發生戰爭,但撰寫這份論文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戰爭是有可能的;而且嚇阻態勢的不足,確實「更」可能讓中國有朝一日考慮以武力犯台。

我們也認為中國希望「不戰而勝」。他們正在、也將持續利用經濟和政治工具試圖逼迫台灣。我們不想淡化這些重要的挑戰。

儘管如此,我們仍關注在軍事議題的原因有二:第一,我們是研究安全和國防議題的學者和軍官,因此我們不會對政治和經濟挑戰置喙。就像你不會找汽車技師尋求醫療建議一樣,向國防學者徵詢政治和經濟建議是不對的。

第二,我們的確認為台灣的國防挑戰比政治和經濟挑戰更為急迫。沒錯,中國的確比較喜歡使用其政治和經濟工具,但台灣欣欣向榮、透明的民主政治,便足以抗衡這些威脅了。台灣是全球經濟的一分子,也擁有強而有力的各種機構。台灣人民聰明、教育程度高,也相信民主的過程;以上種種,都有助台灣抵擋顛覆經濟和政治的潛在威脅,因此,我們並不認為中國僅憑經濟和政治工具便能得逞。

由於台灣是中國的核心與國家利益,因此若中國認為無法和平達成其目的時,他便有可能日益考慮訴諸武力,這是非常真實的風險。基於所有我之前已經提到的理由,我的團隊認為台灣的國防力量並不如社會、經濟和政治防禦力量一般穩健。

台灣能否靠自己的力量「贏」?我認為這是問錯問題。第一,嚇阻並不是取決於在台灣是否能贏,而是取決於台灣能否說服中國:若中國試圖侵略,台灣軍方將能讓解放軍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第二,我也認為若台灣不採取嚴厲措施來強化嚇阻和國防能力,在美國或其他潛在盟友有時間進行軍事干預之前,台灣幾乎肯定會失敗。每位和我討論過的美國國防專家都認為,大多數人都太低估美國在區域投入決定性軍事力量所需要的時間了。

因此,即使台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相信,美國別無選擇地會來幫助台灣,但他們仍必須採取相關措施,以確保台灣可以撐到美軍到來。我和團隊都認為,若台灣軍方繼續依靠少量的昂貴戰機、軍艦和潛艦,恐怕撐不了太久。

另外還有十分重要的一點,如果美國人民認為台灣並沒有盡一切努力強化自身國防,他們也不會支持美國干預台灣問題。川普當局目前非常擔心盟友和伙伴會「坐享其成」,佔美國便宜;這些盟國的國防支出不足,又寄望美軍會在衝突發生時助他們脫困。美國這裡也正在進行許多深入辯論,探討美國在世界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尤其許多美國年輕人越來越質疑,既然國內已經問題重重,為什麼美國還要去干預國際事務?我個人認為美國會持續參與歐洲和東亞事務,但會先根據那些盟國和夥伴國家是否願意採取自助的必要措施,來決定美國介入的力道。

最後,我和團隊不認同台灣年輕人「軟弱」或不願面對戰爭的說法。我們認為如果年輕人擁有可信的武器和訓練,他們是願意從軍並挺身而戰的。而我們也認為,與其使用一些無用的防禦方法,我們建議組織襲擾式(hit and run,打帶跑)攻擊,並讓在鄉士兵在他們的家展開游擊戰,比較可能贏得這些年輕人的認同。

您的建議集中在兩個概念上(對於一篇四萬字的專論而言,我這樣歸納恐怕過於簡化):第一,「避免直接對抗和決戰」,也「不尋求掌控任何戰場」的替代戰法。第二,您強調可靠的國土防禦和地面作戰的價值。您的第一項建議,和我們一般大眾習慣聽到的「堅守崗位,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防衛固守」(resolute defense) 思維相當不同。以您的想像,這種替代戰法會是什麼樣的型態?我們又能在這樣的作戰中達成什麼目的?

對一份超過百頁的論文來說,你的總結實在太好了。

是的,以嚇阻侵略的角度而言,我們的確認為台灣地面部隊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而鑒於台灣軍方所面臨的地理、質和量的挑戰,我們不認為「防衛固守」是一種可靠的作戰方式。

「縱深拒止」作戰跟「防衛固守」不一樣;它的作業範圍從海峽的彼端開始,一路延伸到首都臺北的中心。

地面部隊是整個計畫的基石。不過,在台灣軍方開始發射大量的長程飛彈和自殺式無人機橫越海峽,攻擊那些尚未出港的入侵船艦,以及還在跑道上的轟炸機時,戰爭就開始了。

當然,解放軍會有許多飛機和船倖存下來,但一旦他們開始越過海峽,便會遭遇台灣的迷你潛艦、飛彈快艇,當然還有更多的無人機。解放軍的船隻在遇到水雷的當下,也將立即遭遇隱蔽、分散的地面部隊所發射的長程火砲和反艦飛彈;而這當中尤以水雷最為有效,因為適合執行登陸作戰的海灘很少。然後,在登陸艇開始最後的突擊作戰時,地面部隊將會以較短程的反裝甲火箭、火砲和機槍火力進行攻擊。

「縱深拒止」和「防衛固守」最大的不同,在於「拒止」是指台灣地面部隊在第一波解放軍部隊抵岸時,就「不應該」一直死守陣地了。

除了不該死守陣地之外,我們也建議地面部隊應該開始執行一系列的戰鬥撤退,意思是在撤退到遠離海灘的新陣地的同時,對入侵的部隊進行攻擊以造成其傷亡,拖慢敵人的前進速度。

我們的想法,是盡可能長時間反覆這樣的流程。即使解放軍部隊成功進入台灣的城市,也會因為那些為家園和家人而戰的游擊部隊而陷入苦戰。

最後,我們也不贊成在灘岸進行決戰,這正好能讓中國發揮其優勢。因為決定性的防禦,代表台灣必須聚集地面部隊,但集結後的地面部隊,反而將成為中國飛機和飛彈的明顯目標,因此,地面部隊最好保持分散和隱匿。

雖然分散、隱匿的地面部隊無法決定性地重挫侵略者,但他們可以拖慢敵人的速度,來爭取美國和其他夥伴國家介入的時間。

當然,嚇阻的整體重點,還是在說服中國從一開始就不要進行攻擊。我們認為,如果中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覺得,他們有能力對由少量飛機和艦艇所構成的台灣軍隊實現快速、毀滅性的打擊,則發動攻擊的可能性將大增;此外,在灘岸上集結的台灣地面部隊,也將成為長程飛彈和轟炸機的活靶。

我們認為中國若認為自己無法迅速取得勝利,他們會比較擔心;如此一來他們便會陷入足以讓美國和其盟友進行干預的長期衝突。

既然您認為地面部隊是整個計畫的基石,我們必須問:坦克在你的作戰構想中扮演什麽樣角色?這在國內是個具爭議性的計畫。

戰車在這種作戰行動中有角色可以扮演。然而,我們團隊認為大型主力戰車(例如 M1 艾布蘭 Abrams)並不是最好的選項。

雖然這些戰車擁有全球最好的裝甲防護和光學目標定位裝備(這要看美國售台的版本),但這些戰車體積太大也太重(超過 60 噸),因此在台灣許多狹路或無數小型橋梁通行時將遭遇一些困難。主力戰車在「近距離」海岸防衛戰鬥或可發揮作用,但在後續的地面作戰中將可能變成累贅。由於大型主力戰車只能在主要道路和大型橋梁上行駛,因此很容易被當成目標並摧毀。

我們認為小型、輕型裝甲車輛比較適合台灣的地面部隊。這種車輛重量較輕、速度更快,機動性也更高。除裝備火砲外,也可以透過改造來攜帶火箭和飛彈。這種車輛也較容易躲藏,也可以裝載小型部隊以提供防護,當然也更便宜。

在第五章中您寫道:「靠我方犧牲是贏不了不對稱作戰的,讓對方犧牲才是不對稱作戰的致勝關鍵。」(“You do not win an asymmetric war by dying. You win it by getting the other side to die instead”),我們該如何進行不對稱作戰訓練?

我們承認,要訓練地面部隊執行「拒止作戰」,比讓他們進行「防衛固守」的準備要難上許多。

縱深拒止需要的是小型、快速且靈活的部隊。大型部隊的移動過於緩慢,也很容易被當成目標並摧毀。

但若要讓小部隊能夠執行襲擾攻擊,陸軍必須針對尉級軍官授予權力並加以訓練,讓他們可以下達關鍵決策,決定何時該打、何時該跑,畢竟這並不是校級和將級軍官該決定的事。

這種轉型是困難的,但我相信台灣的青年男女絕對可以輕鬆勝任。

積極、真實的訓練才是關鍵。

您的第二種觀點也令人耳目一新。我們很少聽到專家談到作戰的地面階段,因為長期以來的假設是解放軍一旦登陸,戰鬥就算失敗了(「為何要讓我們的孩子白白送死?」)。這代表:若不是您的提議不切實際,那便是我們軍方的思維遺漏掉了某個關鍵部分。這個問題可能讓您有些為難,您覺得是誰是對的?

我並不覺得台灣軍方本身有錯;他們是非常聰明、認真的一群專業人士,奉獻自己的一生致力保衛台灣。

但我們不敢苟同的是「解放軍一登陸,作戰即告失敗」的普遍假設。事實上,台灣可能早就有解放軍的人了,並可能潛伏在你我之間;他們與常人無異,不會穿著制服。另外,有更多的解放軍部隊會在台灣遭受第一波飛彈攻擊的同時,透過空降和匿蹤船隻進行登陸。除此之外,我們認為即使台灣購買了上千枚反艦飛彈、無人機和水雷,對方難免還是會有一些運輸船可以突破(當然,如果台灣試圖只仰賴少量的潛艦和水面艦來進行防堵,這些「漏網之魚」將多上許多)。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我們認為若圍繞在「解放軍部隊建立據點或在灘頭登陸,作戰便結束」的這種假設來建構國防概念,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如果中國的政、軍領導人都認為,只要解放軍一登陸建立據點,台灣便會「放棄抵抗」的話,那中國將更有可能意圖發動快速的打擊和侵略。

再次強調,嚇阻的重點在於提醒中國,侵略台灣的最後一步將會非常艱辛,讓他們從一開始便放棄攻擊的念頭。這「最後一步」,代表對台灣的完全佔領和安撫,而地面部隊則是拒止和拖延這最後一步的唯一手段。因此我們相信,台灣必須積極準備地面作戰,以讓中國知道,讓部隊靠岸只是第一步而已,後續還有一場冗長、代價極大的硬仗要打,還伴隨著與日俱增的外國軍事干預風險。

在某些較敏感的人眼中,您的專論可能被視為否定台灣現行的一切國防建設。這個評估令人擔憂,因為這些決策的效益直接影響我們國家的生存。同時,資深軍官可能也覺得這樣的評論不甚公允;畢竟,這些政策是由每位民選總統核准的。該何去何從呢?

您的提議包括賦予海軍陸戰隊不同的任務、成立新的國土防禦部隊(取代後備指揮部),更不用說軍購優先項目的重大改變了。不過,建軍規畫是長期的工程;不管是國內自行研發或國外軍購,都必須耗費數年。換句話說,既有的工作早在進行中(也將持續如此)。在許多計畫都已開展的當下,您建議能夠如何調整方向呢?

此外,您是否考量到您的建議,會對現有計畫、組織和那些以此為生的人(和家庭)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國防部面臨年金刪減、持續的兵力裁撤、醜聞和不良的媒體形象;也常常被立法委員批評、受到社會大眾的嘲諷(其中不乏服過役、了解軍隊的人)。國防部被質疑打不了仗;接到指示「救災」就是從今以後的主要任務;結果現在又斥責他們必須認真準備作戰。主政者期許他們奉命行事,但又似乎指責他們的國防計畫思考不夠周延。簡言之,國防部既欠缺穩定又得不到肯定。

然而,您對台灣如何應對國防挑戰的「轉型」呼籲,尤其以軍方的觀點來看,也可能是具有「破壞性」的。當然,找出可行的途徑是決策者的工作,但考量到危在旦夕的國安問題,我們仍歡迎您對這樣困境提供任何意見。在此請您進行總結,也感謝您撥冗回答我們的問題。

首先我們承認,我們的建議的確十分大膽。但是我們由衷認為,我們的所有建議,並不是試圖告訴台灣政、軍領導人他們做錯了;而是要提供一個大膽、啟發性的建議來激發辯論和關注。

我們認為,若有更多人參與並開始思考台灣的國防需求和準備,台灣將會因此受惠。我們也認為挑戰長久以來的假設和傳統的「信仰」是一件好事。即便最終台灣政治領導人還是認為長久以來的假設是對的,對替代選項進行過嚴謹的思考也是有益的。

同時,我們也希望這份報告也可以在台灣的人民之間刺激更多的探討和辯論;畢竟,這是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事。這些議題決定了政府如何使用他們所繳的稅、有多少台灣年輕人應該從軍、放在什麼位置,也決定了中國可能率先攻擊的可能性。整體而言,若我們能啟發新的想法,也鼓勵了更多人去思考問題,即使最後台灣拒絕我們所有的建議,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也了解,若要實行我們的建議,國防部和軍隊將勢必採取重大轉變。我們也知道,轉變的代價是十分高昂的,不僅是金錢上的代價,也會衝擊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家庭。同時,我的團隊對這些挑戰也十分敏感,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大多數的成員都曾是職業軍人,因此我們能感同身受台灣軍人不斷為確保國家安全所做的犧牲。

舉例來說,在陸戰隊服役時,我曾三年內(2002、2003 和 2004 年)被重新部署了三次。我的妻子是陸軍現役醫官,而陸軍要我們從華府遷往德州,因此我必須每週從聖安東尼奧搭機到華府去上班。我的團隊中有人以前是軍職,我知道他們也有類似的經驗。因此我們了解我們的建議將產生的後果和衝擊。

同時,我們知道台灣軍人也和我們以往一樣的敬業和忠誠。因此我們由衷相信,若有能減降低戰爭的風險方法,他們也將不惜一切代價去執行,以提升台灣的嚇阻態勢。簡言之,我們認為無論每一種可能的選項有多大膽或多昂貴,若完全都不加以考慮,這樣未免太孤注一擲,後果也是難以想像的。

最後,感謝您撥冗閱讀我們的專論,也向我們提出了十分犀利的問題。在與您討論和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我們也學到很多。衷心期盼我們的報告和討論能對您有所幫助。

 

關於麥克.韓澤克 (Michael A. Hunzeker):

韓澤克是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的助理教授,也是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的副主任。他對終戰、軍事適應和傳統式(正規)嚇阻的研究出現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戰略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政治與政治科學》(P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決定因素》(Parameters)、《第一防禦》(Defense One)、《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the RUSI Journal) 等期刊。他最近和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正規)嚇阻的專書。麥克曾於 2000 至 2006 年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文學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公共行政碩士以及博士學位。


《時間問題》專題系列

關於作者群

麥克.韓澤克 (Michael A. Hunzeker) 是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的助理教授,也是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的副主任。他對終戰、軍事適應和傳統式(正規)嚇阻的研究出現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戰略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政治與政治科學》(P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決定因素》(Parameters)、《第一防禦》(Defense One)、《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the RUSI Journal) 等期刊。他最近和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正規)嚇阻的專書。麥克曾於2000年至2006年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文學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公共行政碩士以及博士學位。

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是滑鐵盧大學柏斯理國際事務學院 (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助理教授和研究員。他先前在倫敦大學城市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教書,目前仍是那裡的榮譽研究員。他對於同盟政治、核武戰略和終戰的研究出現在《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事務》 (International Affairs)、《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 (the RUSI Journal)等期刊。他最近和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名為《原子保證:核武擴散的同盟政治》(Atomic Assurance: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的書,並和麥克.韓澤克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嚇阻的專書。他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及達特茅斯學院 ( Dartmouth College) 拿到博士後研究員身分。亞歷山大擁有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以及溫莎大學 (University of Windsor) 的文學士學位。

布萊恩.戴維斯 (Brian Davis)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身為一位退役美國軍官以及一位西點軍校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的畢業生,布萊恩的軍事職涯包含在南韓、中國、阿富汗、美國國防情報局和五角大廈的任務。布萊恩也回到西點軍校的數理科學系服務。目前,他在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辦公室,擔任政治軍事事務官。布萊恩完成了六個具備多種深度與廣度的學術學位:國際關係理學碩士;應用數學與科學計算理學碩士;國際管理理學碩士;數學理學士;普通話中文副學士;西班牙語副學士。

麥修.費 (Matthew Fay)、小名麥特.費,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奈斯坎南中心 (Niskanen Center) 的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他擁有聖澤維爾大學 (Saint Xavier University) 政治學學士學位,並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是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 國際關係碩士,另一個是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外交史碩士。他合著出版過核武研究,其中一項是期刊《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裡的冷戰時期核子預測,另一項是為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撰寫的改變美國核子武力態勢的建議。麥特的研究興趣包含美國外交政策、大戰略和國防政治,還有最近關注著民主國家的軍事有效性政治。

艾瑞克.戈普諾 (Erik Goepner)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候選人,以及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國防與外交政策部的訪問研究員。身為一名美國空軍退役上校,他的軍事任務曾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太平洋地區的軍隊指揮。他的研究興趣包含國家安全、內戰、恐怖主義和創傷。他在《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決定因素》 (Parameters)、《新聞週刊》 (Newsweek)、《國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和其它刊物出版過著作。艾瑞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和空軍軍官學院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取得文學碩士。

喬.佩德魯切利 (Joe Petrucelli)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目前被徵召的美國海軍後備軍官。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 (U.S. Naval Academy),在轉調至海軍後備以前,他以美國海軍潛艦軍官的身分,在任內積極完成多樣巡航,並曾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擔任資深防禦分析師。他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來自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一個來自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他目前的研究焦點是海軍戰略、戰略穩定和軍事準則創新。

艾瑞卡.森.懷特 (Erica Seng-White) 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準備以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專業取得政治學學位。她在美利堅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部門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取得國際關係文學碩士,擁有伍斯特學院 (College of Wooster) 的國際關係文學士學位,輔修普通話中文。她的研究主要聚焦東亞與東南亞民族主義。她在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量化研究方法等課程中擔任過助教也教過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