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會攻打台灣」仍不可知。不過,台灣確實應該讓中國的領導人明白,發動戰爭的代價會大過利益。台灣應該採取什麼戰略,如何實質調整目前的國防規劃,建立確實可信的嚇阻態勢?

本專題系列出自喬治梅森大學出版的英文專論: A Question of Time: Enhancing Taiwan’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osture(閱讀原文:連結)。

感謝喬治梅森大學「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授權全文的翻譯及轉載。為讓讀者便於閱讀,我們將內容依原始章節區分。本文所有權利歸喬治梅森大學所有。

我們也與《時間問題》的主要作者進行了訪談。我們討論了嚇阻的概念與基本邏輯,台灣是否以及為何應該為戰爭作準備,研究團隊給台灣的國防建議,以及在危機動盪時期辯論這些議題的價值。請點入此處閱讀我們與作者的對話:連結

中國的『神聖大業』就是要恢復對台灣的政治掌控

試著定義潛在敵人的意圖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敵人意圖相當重要,因為它是這個嚇阻方程式的核心。如果潛在敵人沒有意圖要改變現況,無論是透過獲得新領土,或是挑戰國際基本秩序,那就沒必要投資國防支出。因為,這麼做不只會造成國家資源分配不均,例如社會福利預算短缺,政治領袖與國防計畫人員還可能會誤以為沒有被侵略表示自身的嚇阻成功。畢竟,嚇阻戰略只有在敵人擔心其對手的決策所造成的代價、因而決定不採取特定行動時,才算有效。更糟的是,試圖嚇阻一個根本無意攻擊自己的國家會惹來安全困境,無意間挑起原本試圖避免的威脅[註 32]。 相反地,如果潛在敵人確實打算挑戰現狀,那它的對手就需要做出必要準備,確保侵略代價盡可能高昂龐大。如果作不到,就會招致敵人入侵。不過由於嚇阻力量不是廉價可得,尤其當敵人是強權國家,這樣的戰備整備無可避免地會排擠其他政府支出。

但要評估敵人意圖是很困難的。各個國家隱瞞自身實際動機的背後都有原因,要不因為害怕為敵人所利用,要不就是因為它們別有心機想利用其他國家。有些學者甚至斷言:意圖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說,不可能確切地評估。這種困難特別適用於評估中國的意圖[註 33]。 如傑佛瑞樂格羅所書(Jeffrey Legro):

「問題不只是中國的不透明或是壓迫言論自由,因為不論是對民主國家或集權國家而言,評估未來意圖都是個問題。就算我們今日能接觸中國政府內部,也不太可能讓我們知道其未來意向。即使中國今日秘密計劃著達到世界霸權或世界和諧,這些目標也會受到中國成長及發展過程的影響。諷刺的是,即使是擁有集中政治大權的中國領導人,也無法確實知道他們國家未來會追求什麼。」[註 34]

如同其他強權國家,中國的意圖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取決於眾多因素。

無論如何,台灣都不必擔心要試圖釐清中國的意圖。在本章中,我們認為,對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中國的意圖不明確,但中國對台灣的意圖是毫不含糊的。坦白說,中國想要在政治上掌控台灣本島。有討論空間的是中國如何實現這一長期目標。

多年來,中國一直依賴胡蘿蔔加大棒策略,結合經濟誘因與一系列強制威脅,包括軍事挑釁和毀滅台灣的外交活動空間。灰色地帶作業讓中國同時達成兩件事:向人們展示擁抱中國是安全與明智的,並彰顯台灣領導人反抗的無效和無能。這些方法也適用於滿足中國國內民眾強硬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台灣(以及美方似乎改變現狀)的問題「做一些事」,而不用真正「做」什麼事。以灰色地帶介入的另一個好處是迫使台灣在戰場作業上回應—進而影響台灣本已拮据的國防預算。中國目前選擇處理和開展灰色地帶作業,侵蝕台灣軍隊的意志和台灣人民抵抗的決心,且不用引起戰爭成本。

本章的結構如下。關於中國在全球層面的意圖,我們區分樂觀和悲觀兩派。台灣的領導人和作戰計畫者可能有關注這場辯論的理由,但我們認為專家們普遍同意:中國對於台灣的意圖相對是清晰不變的。中國想要、且一直都要,在政治上統一台灣。因此,在檢視台灣如何評估中國的意圖時,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台灣是不合理地樂觀。台灣應該效仿世界其他也面臨類似威脅環境的國家。具體來說,對於中國,台灣應該用最壞情況思考,並據此評估來看待與美國等合作夥伴的安全關係。

2.1 專家們對中國的國際秩序意圖意見不一

關於中國的意圖,一般主要是兩個相反的觀點,討論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將和平崛起,沒有任何惡意意圖要根本地改變國際現狀。第二種認為中國不會和平崛起,要麼是因為它已經在意圖顛覆國際秩序,要麼是等到它積累實力後將會達到其修正主義目的。下表摘要出中國意圖的基本觀點。

樂觀派

樂觀派不認為中國有咄咄逼人的修正主義野心。它的崛起將呈現偏防禦的特性。具體而言,中國領導人全神貫注於鞏固國內的政治支持和控制,同時確保國家領土完整並維護政治主權。為了保持對權力的專制掌控,中國已經擺脫了毛澤東當家時的意識形態熱忱,現在是依靠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作為政治威權合法化的主要基礎。中國也加入了各式多邊組織體系中,並深度融入全球經濟。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已經融入適應,所以採納更加合作和自我約束的行為[註 35]

就樂觀派認為,儘管中國並不渴望成為帝國或地區霸權,但它確實擔心被包圍。這種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中國與14個國家共享邊界,其中包括4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印度、巴基斯坦、俄羅斯和朝鮮[註 36]。儘管一面朝向太平洋,它仍被第一島鏈包圍,其中包括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和台灣。因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助長了對周遭國家的潛在恐懼和滿腦子在意美國軍力投射[註 37]。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可能會勉強地接受美國對日本和南韓的聯盟承諾,只要這些安全協議能限制這兩個國家的核武發展、並穩定朝鮮半島[註 38]。 但是,中國反對美國強化或發展這些國家的軍事能力,原因與安全矛盾有關—也就是說,改善日本的安全卻可能犧牲中國的利益。因此,根據樂觀派模式,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活動並不意味著北京為了絕對控制而渴望領土擴張。同樣地,中國的軍事集結也許並非是企圖挑戰國際秩序的證據。反而,中國的這些軍事活動只是在確保自身嚇阻和防禦能力,因為美國不僅擁有更大更精良的核武庫,而且傳統軍力的技術也更先進[註 39]。一些分析家甚至認為美國作戰計畫單位在分析中國軍事戰略時採用了最壞情況的假設,導致他們過早地斷定中國意圖獲得阻礙美國軍隊進入戰區和軍事行動的能力[註 40]。 此外,中國忙於內部威脅—從邊境的分離主義到對中共政權的直接挑戰—更甚於外部威脅。例如,泰勒.弗拉維爾(Taylor Fravel)發現在中國政府對邊境地區少數民族治理最不穩時,最有可能解決土地上的領土爭端[註 41]。中國使用武力的意願可能相應較低,或至少沒有某些人可能認為的那麼高。如果中國確實在軍事上看似更強勢,其實它是對其他人的行為做出反應,而不是採取先制策略來獲得更多的控制權[註 42]

樂觀派的結論是保證比嚇阻更重要。畢竟,提及權力轉移的國際關係文獻中,有些學者認為唯有衰敗中的國家才會挑起戰爭。這個邏輯相當清楚。權力轉移的競爭是在兩個大國之間進行的,各想要佔另一方的便宜。崛起的國家握有時間:它在累積軍事力量,之後可以用來獲取符合其利益的讓步和協議。相比之下,正在衰落的國家,如現在許多人所說的美國那樣,將看到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退,討價還價能力相應下降。此外,衰敗中的國家不太可能相信崛起國家提出的權力共享協議,因為衰敗中的國家知道,一旦崛起國家地位提高,它就會重新協商此協議。預期未來發展,衰落中的國家可能希望在趁還有能力於戰場上打敗崛起國家時,挑起衝突。因此,崛起的國家將需要衰落中國家的保證,即戰事不會在它們之間發生;正如衰落中國家也需要獲得崛起國家保證,未來不會遭到崛起國家的利用[註 43]

悲觀派

悲觀派對中國的企圖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基本上他們抱持兩種態度。首先,中國對國際秩序和周邊鄰國都懷有惡意。某種程度上,中國之所以表現和平,只因為它正在等待能夠發展出可挑戰美國及其盟國所需的決定性能力。悲觀派的第二個觀點是,即使中國目前不想改變現狀,隨著累積更多經濟實力,它將投入強化軍事能力上。這種新發現的軍事力量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馬克思修正主義更大的胃口[註 44]。換句話說,軍事能力的增加會引起侵略的胃口。根據這種觀點,修正主義最終會驅動中國外交政策,甚至早已這樣做了。

悲觀派認為中國將在東亞採取愈來愈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無論哪一觀點,悲觀派都同意中國將在東亞採取愈來愈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有人甚至聲稱中國將試圖恢復「中原之國」[註 45]。 其他人認為其國內政治將鼓勵擴張和侵略的作為,特別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利用民族主義鞏固國內控制。隨著經濟增長趨緩或變得無法持續,中國共產黨甚至可能選擇採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要不因為它想分散大眾對經濟困境的注意力,要不就是經過多年的民族主義宣傳,它擔心看起來軟弱[註 46]。 悲觀派因此拒絕相信全球化能讓中國成為國際秩序中的合作者。他們指出,中國領導人一直試圖讓社會隔絕於國外任何自由化影響之外。此外,即使中國過去二十年中接受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因此也是其脆弱點),它也採取保護措施,讓自己免受其他國家潛在的經濟脅迫。這些措施包括投資自然資源、實體控制商品供應以及花錢獲得國外港口設施[註 47]。最近,中國開始使用各種金融和貿易工具,強迫其他國家採取更友好的政策[註 48]

悲觀派觀點在軍事上的意涵很清楚。中國希望挑戰—並最終改寫—現有的區域秩序。它的領導人比以往都更加主張民族主義,並且可能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註 49]。 正如亞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所說:

「近來中國強勢作為的激進並不反映總體目標的變化、或對之前既有戰略的完全放棄(即隱藏實力和爭取時間)。相反地,它意味著,中國領導人評估,國家相對權力以及面臨的威脅和機會,中國情勢是日漸有利的。」[註 50]

具體而言,中國希望將美國趕出第一島鏈,以便有能力突破進入太平洋。為此,它採取了更對抗性的方式,特別對南沙群島或尖閣諸島/釣魚台等廣泛的爭議領土,提出愈來愈挑釁的聲索[註 51]。悲觀派認為美國及其盟國必須透過嚇阻、而不是保證來做出回應。當然,他們瞭解保證仍然很重要:向中國表示良好的行為會得到鼓勵。但嚇阻至關重要,能確保美國和盟國的利益不會因中國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壓力而受到脅迫。

2.2 關於中國對台灣的意圖,專家看法一致

中國是否對國際秩序懷有修正主義意圖,對美國及其東亞盟國來說非常重要。可惜,這一點對台灣來說關係不大。幾乎我們看過的每一篇分析都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結論:中國想要在政治上恢復掌控台灣島。

中國也不認為台灣問題是可以談判妥協的。自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軍隊來到台灣,中國一直堅持統一。根據格雷戈里.摩爾(Gregory Moore)的說法,「中國的『神聖大業』就是要恢復對台灣的政治掌控」。也就是說,許多中國人抱持領土完整之神聖想法,以及現代建國者和革命者對統一祖國的承諾,台灣代表了一籃子情感、民族主義、歷史和近乎精神象徵的概念[註 52]。艾倫.羅姆伯格(Alan Romberg)回憶自己在中美關係中的政府任職經驗時,也有類似觀察,「台灣對北京來說象徵了主權,在中華民族認同感上佔了核心位置。它是一個原則問題,不允許妥協。」[註 53]雖然托馬斯.J.克里斯滕森(Thomas J. Christensen)將中國稱為「後冷戰時期的高級現實政治教會」,他也承認如果台灣試圖在法律上確立事實上的獨立,中國將接受經濟損失並與美國開戰[註 54]。的確,1996年一家中國媒體發表文章明確宣稱「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而各個中國領導官員也都使用「神聖」和「聖潔」這樣的詞語來描述中國統一台灣的願望[註 55]。理性的利益和戰略考量可能是顯著的,但不應誇大其詞。畢竟,如果中國想要透過對台灣的控制以突破第一島鏈,它可以採取更加和解的姿態,將該島劃分在共同安全協議中。至少,它不會讓台灣地位的象徵性產生實質風險[註 56]。因此,樂格羅認為「中國對台灣的痴迷……很難單純地從權力的角度理解」[註 57]

中國對台灣意圖最清晰的表達在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

中國對台灣意圖最清晰的表達在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根據這項法律,中國正式確定其保留使用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軍事力量會是最後手段,但中國有權決定何種情況需要使用「最後手段」。在說明法律內文時,中國發言人表示此新法:

「…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註 58]

台灣獨立的修正可能只是促使中國採取行動的紅線之一。無論哪種情況,這些評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人民解放軍從江澤民手中接過授權時所提到的一些「隱藏」觸發因素。顯然,那些隱藏的觸發因素已從陰影中浮現出來,並進入中國主流政治紅線。

為什麼中國還沒入侵台灣?

儘管明確重申控制台灣的意圖,中國從未嘗試過公然入侵。如何解釋中國的意圖與其行為之間令人費解的不一致?看起來至少綜合上有四個因素阻止中國重新控制台灣[註 59]。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因素是台灣海峽。兩棲攻擊可能是最困難、最複雜也最危險的軍事行動。此外,解放軍從來沒有足夠的專業兩棲運輸和登陸艦來支援入侵台灣這種島嶼面積所需的軍隊規模[註 60]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及其不斷演變的安全承諾。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內戰期間支持蔣介石及其軍隊,不料在1949年12月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註 61]。六個月後,韓戰的爆發使美國又作法改向。1954年的第一次兩岸危機導致了這種關係的正常化,與台灣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中國是一個重大刺激,直到1979年終止[註 62]。台美聯盟結束,是因為美國欲利用中國與蘇聯的外交破裂,取得地緣政治優勢[註 63]。 儘管如此,美國國會於1979年通過了「台灣關係法」,要求美國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這種持續支持,阻礙了和平統一。這「沈痛地提醒著共產黨人尚未結束內戰的痛苦…台灣是帝國主義佔領中國領土的世紀恥辱象徵」[註 64]

第三個因素是中國不能單單只是專注於台灣問題。事實上,一連串難解的安全問題不斷在測試著中國的戰略能力。毛澤東不得不同時應付內部穩定、西藏問題、大躍進(及其引發的飢荒)、文化大革命、與蘇聯的關係惡化、印度支那的戰爭以及與印度的邊境衝突,因此他並不急於處理台灣問題[註 65]。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領導人時,其他問題也佔去他的注意力。由於「台灣關係法」剝奪了中國對台灣完全有利的情勢,鄧小平優先解決國內問題。瞭解到中國如何遠遠落後於先進工業國家,鄧小平認為著重科學和技術將有助於刺激增長和現代化[註 66]。鄧小平相信科學對於實現周恩來總理早些年提出的四大現代化至關重要,它強調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事實上,鄧小平關注台灣以外問題讓其他軍事領導人感到惱火,鄧的長期觀點令他們感到沮喪[註 67]

誰掌握開戰的決定?

我們在台灣採訪的許多專家提醒我們,派系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治,也會進而影響中國發動攻擊的意願和能力。明居正教授認為,我們不應該把「中國」當作一個單一行動者[註 68]。即使習近平主席是「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大的領導人」,派系壓力和內部衝突仍然存在[註 69]。因此,中國對台灣的行動未必直接反映習主席的偏好。國立台灣大學的幾位老師強調了這一觀點,並指出儘管解決兩岸問題可能不是習主席高度優先事項,但中國內部的派系仍然會迫使習近平採取違背其偏好的方式行事[註 70]

一個例子是中國文官領導人和軍事將領之間對台灣問題長期存在的緊張關係。鄧對軍事組織進行了無異議的控制。然而,他的接班人們就沒這麼大的本事。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江澤民對解放軍的控制一開始相當薄弱。因此,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以贏得支持[註 71]。與此同時,他對台灣的政策 —江八點—相當溫和,江澤民甚至曾經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註 72]。解放軍將領們顯然對這句話感到憤怒[註 73]。因此,當台灣總統李登輝於1995年獲得美國簽證到母校康乃爾大學演講時,人民解放軍開始獨立準備軍事行動[註 74]。隨後的演習包括向台灣海峽發射飛彈,使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進入該地區,促成李在1996年輕鬆贏得連任[註 75]。江不是唯一一個無力掌控解放軍的領導人。胡錦濤花了將近兩年鞏固權力。由於缺乏軍隊的控制和支持,他向台灣提出了和平提議,甚至強化了1979年的「和平統一」呼籲,而不是最近「武裝解放」言論。胡六點包括:恪守一個中國;加強經濟、人員、和文化聯繫;允許台灣「合理」參與國際組織;並談判和平協議[註 76]

我們採訪過的一些人表示此類的分析。無論習近平對台灣的態度如何,他都正專注於鞏固控制那些可能挑戰他的派系[註 77]。根據這個推理,由於他需要時間來優先控制內部,他對台灣動武的風險很低,畢竟,攻擊台灣將是代價高昂、風險高又分散注意力的。

這種推理至少存在兩個潛在問題。首先,我們於2018年1月初離開台灣後不久,習近平朝著有效鞏固政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具體來說,在2018年3月,他取消了自毛澤東以來每位最高領導人的十年任期限制。不再受到任期限制的束縛,中國向來一致且相對耐震盪的政策可能在「終身獨裁者」制度下變得更加牢固。這樣發展對台灣來說不是好兆頭。儘管他在擔任領導人初期就一直尋求對台灣問題進行和解,但在2016年支持獨立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之後,習開始對台灣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在第19屆黨代會上,他闡述了中國將: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堅決反對。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註 78]

自鞏固權力以來,習確實加重對台壓力。例如,中國最近頒布了31項新政策,旨在吸引更多台灣人到中國[註 79]。2018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台灣旅行法」之後,中國反駁說該法「嚴重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即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註 80]。此外,解放軍戰艦—包括遼寧艦—不斷繞台並穿越海峽[註 81]。 中國也更頻繁地進行區域性及跨海峽的軍事演習。 中國更進一步限縮台灣國際空間,強挖台灣邦交國並禁止台灣參加國際活動。

第二個問題是:過分相信習需要優先考慮國內權力基礎,如此就忽略了他可能會藉由國外挑釁,鞏固國內控制[註 82]。專制領導人往往藉著在國外運用冒險主義,來削弱政治競爭,分散國內注意力,並凝聚公眾輿論。打仗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具有長期而特殊的作用[註 83]

值得一提的是,習可能已經在公開宣傳他的長期計畫。畢竟,他已將改革目標和時間表公開,讓大家知道:確保解放軍到2020年實現基本機械化,資訊化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並大幅改善戰略能力;到2035年全面實現現代化軍隊;在2050年將解放軍全面建置成一流的軍事力量。其中一些新武器載台已部署在台灣附近。擁有「一流軍事力量」的最後目標不僅是向美國和其他國家發出警告,也向國內其他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精英傳達了他的期望。然而,如同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台灣已被鎖定成目標,紅線也標出來了,但可能不會立即朝目標動員。中國是否對台灣發動攻擊的盤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上述因素。

2.3 台灣如何理解中國的意圖

前面的討論表明,台灣應該非常憂心中國的意圖和使用武力的潛在意向。雖然中國迄今沒有對台灣進行全面正面攻擊,但其目的很明確:北京最終將試圖對台北施加政治控制。然而台灣的一般選民似乎對這種威脅感到模糊不清。台灣一位政治學家簡潔地描述了這種令人費解的無憂無慮,並說「有很多導彈指著我們,但台灣人民並不感到恐懼;也許真正了解嚇阻力量的是政府。」 [註 84]大多數公民表示,就算對看似不穩定的現狀感到不滿意,但至少能接受。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近28%的人希望現狀能夠無限期地持續下去,而15%的人希望逐步走向獨立。大約14%的人傾向於逐步轉向統一。然而,輿論趨勢並不是這麼簡單,還有待解釋和辯論的[註 85]。台灣民意教育基金會於2018年3月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自蔡英文總統就職以來,公眾對獨立的支持有所下降[註 86]。而同時,近50%的人支持民視電視台在2019年呼籲的獨立公投[註 87]

政策制定者、學者和老百姓的一種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會乾脆「買下」台灣,因此會避免戰爭。

中國的經濟實力可以用來部分解釋此安逸無憂的態度。政策制定者、學者和老百姓的一種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會乾脆「買下」台灣,因此會避免戰爭[註 88]。根據這一推理,中國不會對台灣動武,因為摧毀它希望接收的經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衝突會破壞該地區的穩定、破壞中國更廣泛的經濟發展;也因為它從強行融合西藏人民所遭受的成本和陷阱中學到教訓了。

我們同意中國希望和平地控制台灣。但是,傾向和平並不代表排除戰爭。戰爭很少因為是和平協議不成而發生[註 89]。不信任和錯誤估算可導致國家之間戰爭,即使不符合他們最佳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麼一個沉痛的例子。因此,即使中國想「買下」台灣,中國也可能還是選擇攻擊。國內動盪可能會迫使中國領導人採取行動。中國可能會認為它已經用盡了非軍事選項。或者,他們可能會擔心他們行動的機會有限[註 90]

鑑於這些有充分根據的風險,我們擔心台灣缺乏警戒心。的確,其他與台灣處於類似地位的國家,往往對戰爭風險表現出更高的警惕性。愛沙尼亞(及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就是一個例子。像台灣,愛沙尼亞鄰近一個強大國家,在人口、經濟和軍事上相形見絀;這國家表明要入侵它;並且不斷對其進行灰色地帶作業。此外,愛沙尼亞與可能侵略者還共享一樣的歷史、語言和種族關係,讓侵略者可以操弄利用。與台灣不同,愛沙尼亞在國際社會中享有更安全的地位,包括廣泛的國際承認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裡與美國和其他27個國家的正式聯盟承諾。鑑於這些提供相對安全的來源,人們會認為愛沙尼亞可能比台灣更加無懼於戰爭風險。然而,愛沙尼亞人對侵略威脅表現出強烈的不安全感。愛沙尼亞領導人非常擔憂克里姆林宮可能對其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進行侵略。愛沙尼亞為國防花費較高的經濟支出(2016年佔GDP的2.4%、比起台灣的1.9%);也恢復徵兵制;維持著一支強大的志願民兵部隊(比整個現役軍隊都大),訓練平民在敵人入侵時執行戰鬥[註 91]。2018年8月,台灣總統宣布提議將在2019年增加5.6%的預算至113億美元,這將使台灣的國防支出佔GDP的2.16%[註 92]。儘管種種跡象表明蔡總統正在激勵大家對軍事整備的支持,但國防開支的增加仍未達到此前宣布的GDP 3%目標[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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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問題》專題系列

關於作者群

麥克.韓澤克 (Michael A. Hunzeker) 是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的助理教授,也是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的副主任。他對終戰、軍事適應和傳統式(正規)嚇阻的研究出現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戰略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政治與政治科學》(P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決定因素》(Parameters)、《第一防禦》(Defense One)、《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the RUSI Journal) 等期刊。他最近和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正規)嚇阻的專書。麥克曾於2000年至2006年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文學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公共行政碩士以及博士學位。

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是滑鐵盧大學柏斯理國際事務學院 (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助理教授和研究員。他先前在倫敦大學城市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教書,目前仍是那裡的榮譽研究員。他對於同盟政治、核武戰略和終戰的研究出現在《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事務》 (International Affairs)、《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 (the RUSI Journal)等期刊。他最近和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名為《原子保證:核武擴散的同盟政治》(Atomic Assurance: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的書,並和麥克.韓澤克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嚇阻的專書。他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及達特茅斯學院 ( Dartmouth College) 拿到博士後研究員身分。亞歷山大擁有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以及溫莎大學 (University of Windsor) 的文學士學位。

布萊恩.戴維斯 (Brian Davis)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身為一位退役美國軍官以及一位西點軍校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的畢業生,布萊恩的軍事職涯包含在南韓、中國、阿富汗、美國國防情報局和五角大廈的任務。布萊恩也回到西點軍校的數理科學系服務。目前,他在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辦公室,擔任政治軍事事務官。布萊恩完成了六個具備多種深度與廣度的學術學位:國際關係理學碩士;應用數學與科學計算理學碩士;國際管理理學碩士;數學理學士;普通話中文副學士;西班牙語副學士。

麥修.費 (Matthew Fay)、小名麥特.費,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奈斯坎南中心 (Niskanen Center) 的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他擁有聖澤維爾大學 (Saint Xavier University) 政治學學士學位,並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是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 國際關係碩士,另一個是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外交史碩士。他合著出版過核武研究,其中一項是期刊《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裡的冷戰時期核子預測,另一項是為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撰寫的改變美國核子武力態勢的建議。麥特的研究興趣包含美國外交政策、大戰略和國防政治,還有最近關注著民主國家的軍事有效性政治。

艾瑞克.戈普諾 (Erik Goepner)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候選人,以及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國防與外交政策部的訪問研究員。身為一名美國空軍退役上校,他的軍事任務曾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太平洋地區的軍隊指揮。他的研究興趣包含國家安全、內戰、恐怖主義和創傷。他在《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決定因素》 (Parameters)、《新聞週刊》 (Newsweek)、《國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和其它刊物出版過著作。艾瑞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和空軍軍官學院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取得文學碩士。

喬.佩德魯切利 (Joe Petrucelli)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目前被徵召的美國海軍後備軍官。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 (U.S. Naval Academy),在轉調至海軍後備以前,他以美國海軍潛艦軍官的身分,在任內積極完成多樣巡航,並曾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擔任資深防禦分析師。他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來自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一個來自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他目前的研究焦點是海軍戰略、戰略穩定和軍事準則創新。

艾瑞卡.森.懷特 (Erica Seng-White) 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準備以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專業取得政治學學位。她在美利堅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部門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取得國際關係文學碩士,擁有伍斯特學院 (College of Wooster) 的國際關係文學士學位,輔修普通話中文。她的研究主要聚焦東亞與東南亞民族主義。她在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量化研究方法等課程中擔任過助教也教過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