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會攻打台灣」仍不可知。不過,台灣確實應該讓中國的領導人明白,發動戰爭的代價會大過利益。台灣應該採取什麼戰略,如何實質調整目前的國防規劃,建立確實可信的嚇阻態勢?

本專題系列出自喬治梅森大學出版的英文專論: A Question of Time: Enhancing Taiwan’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osture(閱讀原文:連結)。

感謝喬治梅森大學「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授權全文的翻譯及轉載。為讓讀者便於閱讀,我們將內容依原始章節區分。本文所有權利歸喬治梅森大學所有。

我們也與《時間問題》的主要作者進行了訪談。我們討論了嚇阻的概念與基本邏輯,台灣是否以及為何應該為戰爭作準備,研究團隊給台灣的國防建議,以及在危機動盪時期辯論這些議題的價值。請點入此處閱讀我們與作者的對話:連結

「很難說台灣海峽存在著『勢力平衡』」

意圖只是因素之一。兵力也很重要。無論中國領導人有多麼想對台灣施加政治控制,直到他們對兩個問題的答案有合理的信心,他們才可能訴諸武力:

  • 他們的軍隊是否有組織、訓練和裝備能夠跨海入侵?
  • 台灣的軍隊是否有組織,訓練和裝備,能對入侵部隊施加無法接受的代價?

當然,中國不會僅因為認為其軍隊能夠接受打擊台灣軍隊的代價就進攻。如果有和平替代方案,中國不太可能使用軍事力量,這是因為戰爭的固有風險和代價。儘管如此,中國愈是認為兩岸的軍事平衡已經偏向它,台灣面臨的嚇阻挑戰就愈艱難。

很不幸,大多數分析家和學者都認為趨勢對台灣不利。中國軍隊一直比台灣龐大,也可能很快就擁有更好的武器和裝備。當然,簡單的比較通常忽略了戰力方面的重要差距。例如,僅僅因為軍隊擁有大量的地面部隊和先進戰機並不意味著能夠在戰場上協調作戰行動。因此,透過實際衝突情況來探索特定情況下的軍事力量平衡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本章中提供了這樣的分析。我們比較了中國壓制台灣防禦的能力、隔絕台灣貿易和增兵的能力,以及跨台灣海峽的入侵能力。我們同樣探討台灣防範如此入侵行動的能力。我們發現,中國仍然缺乏發動大規模兩棲攻擊的關鍵能力。但是,這樣的結論不應成為台灣領導人和國防規畫者安心的理由。中國應該知道這些差距。如果它希望保留透過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它可能很快地會縮短這些差距。

3.1 評估中國的戰力和差距

分析家和學者經常討論中國使用武力脅迫台灣的三種基本方式:飛彈、空中和網路攻擊;海上封鎖;以及兩棲登陸[註 94]。因此,值得簡要思考一下解放軍在這三種軍事行動中的能力和弱點。但是,我們不是單獨評估攻擊和封鎖情境,而是在整體入侵行動背景下進行研究。我們採用這種方法有兩個原因。首先,入侵台灣幾乎肯定會包括飛彈、空中和網路作戰以及海上封鎖。飛彈、空中和網路攻擊對於突破台灣的防禦是必要的,而海上封鎖將有助於在實體和心理上孤立台灣[註 95]。因此,我們透過只看整體入侵就得以實質探討中國的軍事能力,因為三種選項都牽涉其中。其次,過去三十年來無數研究和分析的主題都是攻擊、封鎖或入侵各選項。由於我們的目標是著重台灣的傳統(正規)嚇阻態勢,這些完善文獻的老調重彈似乎沒有意義。

為了評估中國的能力和差距,我們的假設想定分幾個階段展開:攻擊作戰、孤立作戰和入侵。

開第一槍:攻擊作戰

中國幾乎肯定會在任何入侵之前進行大規模的飛彈、空中和網路攻擊。

中國幾乎肯定會在任何入侵之前進行大規模的飛彈、空中和網路攻擊[註 96]。為了摧毀台灣的防空雷達、地對空飛彈基地、跑道、機場和地面上的飛機,它可能會實施導彈飽和攻擊[註 97]。中國也可能使用網路攻擊、干擾設備和誘餌彈頭混淆防空部隊,誘使他們曝露位置並發射有限的精準防空武器存量[註 98]。與此同時, 中國幾乎肯定會啟動潛伏人員和犯罪集團並安插特戰部隊。這些部隊將用來暗殺政府官員,破壞關鍵基礎設施和煽動混亂,引起災難。中國領導人當然希望這種攻擊的毀滅性足以致使台灣投降。然而,解放軍在攻擊階段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空中優勢。控制台灣周圍與上方的空域能使解放軍空軍完成許多任務,這些任務包括擊沉台灣的海軍資產和海上航運;讓台灣難以對入侵艦隊(以及中國境內目標)發動攻擊;癱瘓和摧毀 C4ISR 節點、地面防禦部隊和關鍵基礎設施;並加入空降和特戰部隊[註 99]

美國分析家們基本上同意解放軍已經有能力對台灣進行毀滅性的攻擊作戰。奧里亞娜.斯凱拉.馬斯特羅(Oriana Skylar Mastro)和易思安(Ian Easton)認為,中國可以壓制台灣的防禦,且已花了多年時間在計劃。他們發現,中國戰略家不僅將台灣跑道、滑行道和停車坡道視為高價值目標,且中國一直在優化其飛彈的有效酬載,藉以嚴重破壞機場。台灣可能已經分散並強化了軍事基地,但在保護這些基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註 100]。更糟糕的是,中國具備「足夠機場,於台灣範圍內可運用多達1,000架戰機,約佔其80%存量。」[註 101]如美國國防部2014年中國軍力年度報告指出,「中國愈來愈現代化的武器和載台(1200多枚彈道飛彈、一套反艦彈道飛彈計畫、艦艇和潛艇與戰機,以及提升的指管通資情監偵能力)」已抵消了台灣在1949年後長年擁有的良好地理和技術優勢[註 102]

下一步:孤立台灣

一旦中國在台灣上空及周邊地區取得空中優勢,它可能會試圖對全島進行封鎖[註 103]。有效的封鎖會讓中國能夠切斷剩餘的經濟貿易,防止外來軍事物資和設備支援台灣軍隊,並對台灣人民施加額外壓力。它還可以阻止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介入衝突的簡單方式,無論是為台灣提供物質支援還是僅僅透過展示武力來嚇阻中國。雖然海上封鎖本身很少具決定性,但中國領導人可能希望做到「滴水不漏」封鎖,加上毀滅性攻擊,可足以迫使台北屈服[註 104]

中國將採多種方法實施封鎖,包括在台灣主要港口佈雷,擊沉港口船隻。

中國將採多種方法實施封鎖,包括在台灣主要港口佈雷,擊沉港口船隻,進一步在外海佈雷以管制航道,以及攔截企圖離開或接近的船隻[註 105]。解放軍海軍能否有效地建立並持續對整個島嶼的封鎖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當然,此任務相當艱鉅。易思安指出:中國海軍必須建立一個高度先進與複雜的偵察和監視網絡,在船隻到達台灣海岸之前就將它們標定;分辨敵方船艦、一般商船及其他運輸;鑑於整個行動必須在戰時條件下展開,還要避免「誤擊」事件發生[註 106]。 此外,中國將不可避免需要建立一個廣闊的防空識別區(以及一些禁飛區)來強化海上封鎖[註 107]。在這樣一個廣闊的區域禁止空中和海上交通可能會影響關鍵貿易路線,造成與中立國家失和,甚至可能讓外部干預合理化。毋庸置疑,中國海軍將需要利用很大比例的艦隊來維持封鎖,也就為台灣提供誘人的高價值目標,並可能在其他地方造成中國的戰略脆弱。史蒂芬.畢都(Stephen Biddle)和艾凡.奧銳區(Ivan Oelrich)認為,中國有能力「阻止台籍或其他國家航運維持台灣經濟」[註 108]。然而,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中國海軍將無法孤立台灣並阻止其接受關鍵補給[註 109]。可惜,貝克利的結論主要來自十多年前的報告。之後中國開始了一項廣為人知的現代化計畫。

分析家們爭論著解放軍封鎖台灣多久之後,才會展開入侵。大多數假設解放軍將封鎖台灣迫使其投降,以避免入侵造成的傷亡和國際反應。在這些情況下,解放軍將在入侵之前進行周密集結,同時有系統地癱瘓台灣的軍事防禦。入侵是最後手段。然而,這種封鎖狀況可能為時數週或數月,並可能增加外部介入的風險。另一種情況是運用一系列飛彈攻擊,藉以癱瘓指管節點和重要防禦,接著利用兩棲及空降迅速入侵。然而,解放軍很難在不讓台灣(或美國)發現情況下啟動全部戰鬥力,因此很可能試圖用相對較小(但精英)的部隊奪取關鍵地點。由於這一戰略對解放軍而言是重大賭注,我們評估傳統入侵仍然是最可能的情況。此外,後面討論的反入侵建議,對於不論是周密入侵或閃電入侵,都是有效的。出於這些原因,本節的其餘部分將討論周密入侵的情況。

終戰:解放軍入侵部隊必須完成至少六項核心任務才能成功奪取台灣控制權。首先,解放軍必須奪下、癱瘓、或孤立台灣的外島。許多這些島嶼都在中國入侵時使用的空軍基地和海軍港口的雷達範圍與飛彈射程內,因此可以提供攻擊前的預警;然後台灣收到預警後可以對入侵部隊發動攻擊[註 110]。其次,中國海空軍必須排除在入侵路線、登陸海灘和空投區附近的障礙和防禦部隊[註 111]。無論入侵前的轟炸和封鎖多麼有效,台灣幾乎肯定會沿敵人最有可能前進的軸線、激浪區和登陸海灘佈雷。台灣還會派出戰鬥機、部署潛艦、發動長程打擊,並部署在此之前隱藏在洞穴和地下的裝甲部隊[註 112]。第三,中國空軍和海軍必須運送解放軍陸軍部隊通過台灣海峽。第四,解放軍陸軍必須打擊並最終擊敗台灣軍隊,以消滅任何可能的武裝抵抗力量。第五,為使陸軍完成任務,中國空軍和海軍必須維持穩定的補給和裝備到台灣。最後,中國必須對倖存人民施加政治控制。正如前面的討論所說,解放軍必須克服許多艱鉅挑戰才能成功入侵。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在解放軍現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以提高其應對這些挑戰的能力。例如,中國空軍和海軍已經獲得了更多戰力,使他們能夠進攻作戰。他們在東海和南海(包括台灣周邊地區)的區域領土爭端中增加了訓練與作戰駐軍。為了提高投射能力,中國甚至在添加了航空母艦[註 113]。隨著第一艘航母投入服役,第二艘預計將於今年底啟用,解放軍現在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第四個航母戰鬥群預計將在2030年投入服役[註 114]。安東尼.科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估計,自2005年以來,中國海軍幾乎在每個項目類別中都增加了20%的兵力[註 115]。解放軍還繼續改善其水下、網路、太空和資訊作戰能力[註 116]

這軍事現代化計畫的結果是,人員和武器載台數量的差距太懸殊,因此沒人能再提及台海之間的任何軍事「平衡」。對於中國海軍和空軍擁有的眾多載台,解放軍至少擁有2比1的優勢。就其本身而言,解放軍火箭部隊已在海峽部署了1,200多枚短程彈道飛彈,五角大樓認為這些導彈將用於摧毀戰爭中供飛機起飛的空軍基地[註 117]。中國空軍還擁有150架運輸機—相較於2005年的50架—表明對提供作戰運載能力的提升[註 118]。隸屬陸軍並負責台灣海峽戰區的兵力也有所增加,而台灣在實施全募兵卻是減少了員額[註 119]。在一些武器系統上,解放軍擁有8比1的優勢[註 120]。鑑於解放軍的年度國防支出增長和台灣幾乎維持不變的預算,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中國在軍事上朝質與量發展。正如科德曼(Cordesman )所寫,「再度重申,量化評估並無法表現出無形的領導統御、士氣、訓練和戰鬥技巧,因此,單憑這一點無法全面反映戰鬥力」[註 121]。因此,他注意到解放軍陸軍訓練轉向更貼近現實的聯合作戰[註 122]。中國還在2016年將其軍區重組為戰區,從而簡化指揮和管制,提升聯合作業[註 123]。在各軍種,指揮架構和準則繼續進行廣泛修訂。雖然解放軍大力投資在現代化、重組、訓練與準則,仍然有相當重大的缺口使其短期內發動攻擊的能力變得困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戰略運載裝備方面投資不足,特別是執行任何入侵都至關重要的兩棲攻擊艦[註 124]。的確,中國執行登陸的最大挑戰因素是其海上運輸力(或者說缺乏該能力)[註 125]。中國有能力摧毀台灣的空軍和海軍,並佔領一些小的外島。但成功登陸台灣本島仍然遙不可及,不只是因為大規模兩棲作戰是最難執行的軍事行動[註 126]。根本問題是儘管解放軍軍源龐大,但無法讓足夠的軍隊搶灘、完成登陸並控制登陸地區[註 127]。有項估計,根據目前的兩棲艦隊,中國「不可能在最初的攻擊登陸超過2萬名士兵,並在隔天讓15,000名士兵上岸(假設第一波部隊可佔據灘頭陣地)」[註 128]。相比之下,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第海岸五十英里長的海灘上就運用了超過15萬人的部隊,且盟軍的優勢是對付一個正在打多邊戰爭、又同時必須防禦西歐前線(約1,600英里寬)的敵人。

中國正在積極擴大兩棲運輸艦隊,以解決這一不足。它也可以要求商船投入作戰,以補強其兩棲部隊。此舉並非沒有風險,因為商船缺乏兩棲運輸的生存能力(包括損害控制和自衛能力),並且可能更容易在台灣海峽遭到突擊艦和反艦飛彈的攻擊。另一種選擇是解放軍佔領台灣外島作為集結基地和機場,讓直升機進入台灣飛行範圍內,並與其他空降部隊一起進行空中突擊。然而,這也不是靈丹妙藥,因為掠奪台灣外島就會向全世界表明其意圖。這些部隊仍然容易遭到人攜式防空武器和機動防空系統的攻擊,這些武器能躲過解放軍第一波攻擊。另外,直升機的部隊和裝備運載量比不上兩棲船艦。

中國也不會承受風險用小型登陸部隊佔領台灣。兩棲攻擊的缺點在其風險和成本。歷史上有些兩棲登陸之所以有名,就是因為指揮官迅速實現目標,幾乎沒有人員傷亡。韓戰中的仁川登陸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然而,兩棲登陸大多以災難告終,例如加里波利之戰和迪耶普戰役。即使是美國在太平洋戰區成功的跳島行動,雖然登陸成功,但造成海軍陸戰隊大量傷亡,在當今的政治環境中可能難以容忍。光是奪取小型但守備堅固的硫磺島就造成26,000人傷亡。

因此,在入侵的開始階段,中國必需準備好在海峽兩岸運送成千上萬的軍隊。從近來的人道救助、災害救援,和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中,解放軍空中運送大量人員的能力仍然令人懷疑[註 129]。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似乎無法迅速部署足夠的地面部隊以壓制台灣防禦,或避免連歷史上成功的兩棲戰役也會有的大規模傷亡。

另一個能力缺陷涉及早期預警。要發動「奇襲」是極其困難的。這種規模的兩棲作戰所需的戰備整備實際上是不可能掩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或德國獲得的最佳預警指標通常是在地面襲擊之前進行的海軍和空中轟炸(除了在欺敵作戰中往往難以取得的良好情報)。台灣(和美國)將受益於衛星圖像和其他情報、監視和偵察技術,藉以得知部隊集結消息。的確,兵力、武器和其他後勤必需品(如燃料和彈藥)的囤積是一個顯著指標。此外,台灣在中國內部建立了一個廣泛的人員情報網絡。這些指標和警告將為台灣提供更多時間做決策、準備和執行。當然,相較於透過兩棲登陸開戰,若中國先用預置的飛彈進行攻擊,將大幅度縮短預警時間。

3.2 台灣的戰力

中國藉軍事現代化計畫取得長足進步,但台灣卻落後了。台灣的戰略手段和目標之間的差距已經擴大,削弱了台灣的整體嚇阻態勢。

上述討論強調了中國與台灣兩邊軍隊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仔細研究台灣的軍事能力後也不令人樂觀。中國藉軍事現代化計畫取得長足進步,但台灣卻落後了[註 130]。台灣的戰略手段和目標之間的差距已經擴大,從而削弱了台灣的整體嚇阻態勢。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台灣近來再次重視其防衛的能力,著手實施一項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畫,主要強調傳統、對稱作戰能力,包括獲得自製潛艦、水面艦和有人駕駛飛機[註 131]

參考台灣2017年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它指出台灣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國土免受外國入侵。雖然它還列出了一系列次要目標,例如軍隊專業化、救災、區域穩定和防禦能力上的自給自足,但《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宣稱「我們國防的首要任務是嚇阻和防禦任何敵對軍事行動」[註 132]。為實現這一目標,它呼籲以「防衛固守」方式確保國土安全,並透過聯合戰力實現「重層嚇阻」[註 133]。因此,台灣的勝戰理論包括能夠「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岸」[註 134]。《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認為這種多層次防禦再加上海峽天塹,將允許台灣發揮抵抗成功入侵的能力,阻止更大、更先進的軍隊進攻。

然而,目前以及規劃中的兵力結構,重層防禦計畫的目標脫鉤。台灣的建軍規畫與其《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不一致:仍然專注於高端武器載台,而非發展一個利於重層防禦的軍隊。此外,台灣軍隊正在執行新的防禦戰略,同時在國防預算緊縮所造成的資源限制下,應對不斷變化的兩岸軍事平衡。台灣的國防預算在過去三年中相對穩定在約100億美元左右,從2015年的3,190億新台幣微升至2017年的3,220億新台幣。台灣的年度國防預算不到GDP的2%,儘管許多台灣官員樂觀地認為台灣很快會把國防預算增加到GDP的2%[註 135]。不過,很難相信台灣能進一步提高國防支出。目前的預算限制主要受到國民年金短缺影響,已經迫使台灣刪減除低階軍人以外的年金支付,導致國內抗議[註 136]。從徵兵制轉變為全募兵也帶來了巨大的人力成本,進一步造成預算吃緊。為了應對全募兵招募的挑戰,台灣正在考慮幾項方案,例如增加志願者的教育福利,這將進一步增加人力成本[註 137]。國防預算不太可能支持全面現代化和高端武器載台的快速部署。

目前的國防支出讓台灣維持215,000人的現役軍人。分為陸軍,海軍(包括陸戰隊)、空軍、飛彈指揮部和新的資電軍。 除了現役,還有一個200多萬人員的後備指揮部和17,000名憲兵[註 138]。目前為止,陸軍人數最多,約有130,000人,主要機動部隊包括七個重型旅,六個輕型步兵旅,一個特戰部,一個海防營和各種戰鬥支援部隊。陸軍的後備人力支援21個不同整備狀態的輕步兵旅。儘管從書面上看來這些數字相當驚人,但台灣陸軍裝備過時,主要由退役的美軍武器載台組成,如M60和M48主戰車和M113裝甲運兵車。當然,台灣陸軍確實擁有一些相對現代化的裝備,包括29架新的AH-64E攻擊直升機,標槍反坦克飛彈,以及一系列可觀的管砲、飛彈和短程防空火砲載台[註 139]

台灣海軍只有4萬名水兵,大約是陸軍的三分之一。配備大多是老化的載台,雖然當年能發揮效用,但已經過了黃金時期。主要作戰艦隊包括4艘紀德級驅逐艦、4艘潛艦和22艘巡防艦[註 140]。這些大部分是一或兩代之前的裝備,甚至還擁有2艘二戰時期的高齡茄比級海獅潛艦。除了8艘國造的巡防艦外,其餘的海軍艦隊都是購自國外。台灣的兩棲部隊相對較大,擁有13艘中型兩棲艦和278艘登陸艇,但同樣是由美國老式載台組成。台灣還擁有多艘戰鬥支援艦,包括14艘掃雷艦和10艘各級後勤艦。台灣已成功製造了51艘小型作戰艦,從一流的匿蹤巡邏艦到較小的巡邏艇,其中大多數都攜帶國造的反艦飛彈。台灣海軍擁有10,000名海軍陸戰隊員,包括三個兩棲旅和200輛兩棲攻擊車輛[註 141]

台灣空軍的規模和能力與海軍相似。45,000名服役人員以及493架戰機:包括287架戰鬥機(早期美國F-16、F-5戰機以及法國幻象戰機)。除了戰鬥機機隊外,空軍還有少量關鍵戰力,如反潛、偵察、預警和運輸機。此外,台灣有一個飛彈指揮部:12個地對地飛彈發射器,24個防空愛國者飛彈發射器,以及1,100個各式中程地對空飛彈發射器。最後,台灣近來設立了一個資通電軍指揮部,將網路和電子戰能力整合在一個單位,以對抗現代資通威脅[註 142]。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以台灣人口來說規模不小的軍隊,配備著不多的高齡武器載台。不幸的是,如前所述,台灣位於中國飛彈和攻擊戰鬥機的範圍內。它的戰略縱深也相對較短,考量到正在現代化的中國,擁有攻擊戰鬥機、核動力潛艦,新興航空母艦計畫以及數量不斷增加的彈道飛彈,這種情況更加令人不安。連一些美國國防計畫者都會擔心,美方最先進的兵力是否能與中國正面競爭。台灣的老舊載台在傳統衝突中一定是嚴重落後[註 143]

如果國防部的首要任務是保衛國土免受攻擊,那麼它缺乏達成此任務的兵力。然而,儘管西方專家幾乎持一致的意見,台灣的領導人在建軍上卻有截然不同的目標。我們2018年初在台灣進行許多訪談中,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一直強調三個國家優先事項:採購新的柴油潛艇、新型戰鬥機、和類似神盾級的驅逐艦。台灣看似沒有計畫自製新一代具空優的戰鬥機,而是尋求採購F-16V(早期型號F-16A的更新版)或短場起飛垂直下降的F-35B。然而,在海上載台方面,台灣有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計畫:希望自製柴油潛艦和類似神盾級的水面艦艇[註 144]。台灣要優先建構的這些所有高端能力都不符合大多數美國分析家所認為能夠應對入侵威脅的不對稱兵力結構[註 145]

在某種程度上,台灣似乎要用這些高端載台來反制灰色地帶的挑釁[註 146]。畢竟,台灣領導人一般認為北京不太可能對台灣動武[註 147]。他們認為,相較於侵略,北京更可能會緩慢扼殺台灣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空間。因此,他們認為台灣軍隊「主要是一種政治工具,即傳達台灣的反抗態度、向台灣民眾保證他們不會受到中國軍事恐嚇和脅迫,最重要的是加強與美國的關係」。 最終結果是過於強調高能見度的武器系統,而非能有效面對入侵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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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問題》專題系列

關於作者群

麥克.韓澤克 (Michael A. Hunzeker) 是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的助理教授,也是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的副主任。他對終戰、軍事適應和傳統式(正規)嚇阻的研究出現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戰略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政治與政治科學》(P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決定因素》(Parameters)、《第一防禦》(Defense One)、《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the RUSI Journal) 等期刊。他最近和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正規)嚇阻的專書。麥克曾於2000年至2006年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文學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公共行政碩士以及博士學位。

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是滑鐵盧大學柏斯理國際事務學院 (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助理教授和研究員。他先前在倫敦大學城市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教書,目前仍是那裡的榮譽研究員。他對於同盟政治、核武戰略和終戰的研究出現在《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事務》 (International Affairs)、《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 (the RUSI Journal)等期刊。他最近和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名為《原子保證:核武擴散的同盟政治》(Atomic Assurance: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的書,並和麥克.韓澤克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嚇阻的專書。他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及達特茅斯學院 ( Dartmouth College) 拿到博士後研究員身分。亞歷山大擁有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以及溫莎大學 (University of Windsor) 的文學士學位。

布萊恩.戴維斯 (Brian Davis)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身為一位退役美國軍官以及一位西點軍校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的畢業生,布萊恩的軍事職涯包含在南韓、中國、阿富汗、美國國防情報局和五角大廈的任務。布萊恩也回到西點軍校的數理科學系服務。目前,他在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辦公室,擔任政治軍事事務官。布萊恩完成了六個具備多種深度與廣度的學術學位:國際關係理學碩士;應用數學與科學計算理學碩士;國際管理理學碩士;數學理學士;普通話中文副學士;西班牙語副學士。

麥修.費 (Matthew Fay)、小名麥特.費,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奈斯坎南中心 (Niskanen Center) 的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他擁有聖澤維爾大學 (Saint Xavier University) 政治學學士學位,並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是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 國際關係碩士,另一個是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外交史碩士。他合著出版過核武研究,其中一項是期刊《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裡的冷戰時期核子預測,另一項是為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撰寫的改變美國核子武力態勢的建議。麥特的研究興趣包含美國外交政策、大戰略和國防政治,還有最近關注著民主國家的軍事有效性政治。

艾瑞克.戈普諾 (Erik Goepner)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候選人,以及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國防與外交政策部的訪問研究員。身為一名美國空軍退役上校,他的軍事任務曾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太平洋地區的軍隊指揮。他的研究興趣包含國家安全、內戰、恐怖主義和創傷。他在《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決定因素》 (Parameters)、《新聞週刊》 (Newsweek)、《國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和其它刊物出版過著作。艾瑞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和空軍軍官學院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取得文學碩士。

喬.佩德魯切利 (Joe Petrucelli)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目前被徵召的美國海軍後備軍官。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 (U.S. Naval Academy),在轉調至海軍後備以前,他以美國海軍潛艦軍官的身分,在任內積極完成多樣巡航,並曾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擔任資深防禦分析師。他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來自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一個來自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他目前的研究焦點是海軍戰略、戰略穩定和軍事準則創新。

艾瑞卡.森.懷特 (Erica Seng-White) 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準備以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專業取得政治學學位。她在美利堅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部門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取得國際關係文學碩士,擁有伍斯特學院 (College of Wooster) 的國際關係文學士學位,輔修普通話中文。她的研究主要聚焦東亞與東南亞民族主義。她在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量化研究方法等課程中擔任過助教也教過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