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會攻打台灣」仍不可知。不過,台灣確實應該讓中國的領導人明白,發動戰爭的代價會大過利益。台灣應該採取什麼戰略,如何實質調整目前的國防規劃,建立確實可信的嚇阻態勢?

本專題系列出自喬治梅森大學出版的英文專論: A Question of Time: Enhancing Taiwan’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osture(閱讀原文:連結)。

感謝喬治梅森大學「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授權全文的翻譯及轉載。為讓讀者便於閱讀,我們將內容依原始章節區分。本文所有權利歸喬治梅森大學所有。

我們也與《時間問題》的主要作者進行了訪談。我們討論了嚇阻的概念與基本邏輯,台灣是否以及為何應該為戰爭作準備,研究團隊給台灣的國防建議,以及在危機動盪時期辯論這些議題的價值。請點入此處閱讀我們與作者的對話:連結

有能力讓試圖進攻的敵人付出極大代價,不論是透過拒止或懲罰,是任何嚇阻態勢的基石。截至今日,台灣主要重視高端、高能見度的載台,並假設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在最壞情況發生時會介入台海衝突。如上述討論到的原因,我們認為這個假設是危險的。此外,儘管中國現在看似接受維持現狀,但中國的戰略盤算一定多少取決它如何看待台灣讓入侵者付出極大代價的能力。台灣若繼續過度投資於少量的昂貴先進載台,台灣將會持續處於質與量上的劣勢;差距越大,中國領導人就會越受鼓勵,透過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為了發展更有效的傳統(正規)嚇阻態勢,台灣必須毫無保留地檢討自己對中國的假設。 例如,在我們的訪談中經常出現三個假設, 每個假設都有問題。 第一個假設是中國不需要被嚇阻。 根據這種推論,中國領導人不願對台灣動武,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經濟發展與獲取權力。但問題在於,中國的算計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台灣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只會繼續聚焦國內。台灣現在就必須做好能充分嚇阻中國的準備。

第二個假設是雙重的:假設美國將會介入,而且美國對台銷售最新的武器也對中國傳達出美國的決心。這個假設可能更危險,因為很難準確判斷美國會如何回應犯台的情況。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採行「策略模糊」的政策。有些學者指出自2008年美國對台積極的軍售就是嚇阻的證據,有些學者則認為美國儘量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註 172]。事實上,對於美國是否會為了台灣承受與中國發生核子衝突的風險,每個人都只是臆測。美國將如何回應就充滿不確定性,所以台灣的國防規畫者在建立台灣的嚇阻態勢時,不應該假設美國能夠—或將會—介入。

第三個假設是最先進的戰機巡邏領空,能強化人民作戰的決心。民意調查已顯示,即使要阻止中國統一台灣,超過30%的台灣人民認為仍不應動用軍力。如同上章的討論,沒有證據顯示台灣的戰機將有能力在軍事衝突中起飛[註 173]

然而,或許是更準確的,有些官員指出中國的恐懼是嚇阻的主要來源。 訪談期間,有一些政治、軍事和學術界領袖表示,中國政府官員是自我嚇阻的,因為他們害怕長期、曠日持久的衝突及其所造成的不確定性。 畢竟,與台灣的軍事衝突拖延得越久,美國就越有可能介入。受訪者還表示,中國領導人也可能擔心大量傷亡所導致的國內動盪,特別在一胎化政策下,許多中國家庭更無法接受親人傷亡。 考慮到這一點,以下討論的重點是延長任何潛在的衝突,並提高入侵部隊的傷亡率。 理想情況下,這些建議、搭配著向中國有效發出的信號,可以降低衝突的可能性。

我們再次建議台灣調整其軍備投資:著重作戰能力,即便這種轉變會限制台灣在灰色地帶反制中國挑釁的能力。我們認為比較合理的作法是,台灣接受和平時期的灰色地帶風險,因為這種能力不會嚇阻中國入侵。當然,如先前章節所述,台灣無法(也不應該)完全放棄所有的高端海空載台,因為這些載台仍有助於對抗中國最可能的各種威脅[註 174]。 然而,我們相信在這個領域,台灣可做到「事半功倍」。削減潛鑑國造(IDS)、神盾級水面艦與兩棲運輸艦的投資,可以挪出更多資源,投資真正的不對稱戰力。最終,嚇阻最壞情況的侵略,對台灣是最有利的,即使這意味著要接受更多的灰色地帶挑釁。相反的,一個為灰色地帶威脅所設計的軍隊,一旦面臨入侵,將會格外地脆弱。

除了強調作戰能力勝於灰色地帶能力以外,我們認為台灣應著重於取得一套特定的武器,並發展一套特定的策略來使用這套武器。具體而言,我們認為台灣應著重投資在非傳統的兵力結構,並以不對稱的方式運用兵力。我們將這種方法稱為「彈性的縱深拒止」(elastic denial-in-depth);它的基礎是非傳統的層次式兵力態勢,強調四個拒止區域:海、陸、空、民(社會)。在空中和海上,台灣應該專注獲得大量、相對低成本,專責的反入侵戰力。在陸上,現役軍隊和經過任務調整的陸戰隊應該準備長程海岸防禦、逆襲、以及轉進作戰之任務。最後,我們建議台灣應開始認真規劃社會上的全民拒止。實際來說,台灣應該重整其大規模後備部隊,藉以在都市、森林與高山地區執行持久的叛亂作戰。

雖然這個「彈性的縱深拒止」策略主要是為了嚇阻對台入侵,但上述建議的能力也將有效防止台灣的外島被佔領。中國試圖佔領外島的舉措,會導致危機升級,但中國有可能會為了侵台準備而這麼作,或是為了向台灣政府施加政治壓力。最終,這些外島仍將是容易受到攻擊的,而且都在中國「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2/AD)範圍內,所以用分散、不對稱的防禦(與建議台灣本島相同)強化外島,讓任何可能的入侵都要付出代價,這會把台灣嚇阻這種土地佔領的能力最大化。很重要的,我們也要記住,失去外島並不會對台灣造成存亡威脅。

雖然台灣已經持有這種多層次、不對稱且非傳統作戰所需要的各種能力,但目前尚未在一個全盤的整體戰略下佈署。這些能力不僅包括機動式防空系統和防空飛彈發射器等傳統兵力,還包括3D列印和無人機等變革性技術,以及後備指揮部的全面重組。

5.1 空中拒止:第一地帶

二十年來美國的國防專家一直警告台灣,不能再預期可以用對稱方式在空中反制中國[註 175]。中國軍事能力持續提升。二十年前,中國飛彈的公算圓誤差(CEP)是300公尺,但現在已縮減到40公尺[註 176]。 一樣地,中國其中一款第五代戰機(殲-20)很快會達到初期作戰能力(或是已經達到了)。據報導,中國第二款的第五代戰機(殲-31)已有兩架原型機[註 177]

為了要繼續提供可信的嚇阻,並被外界視為能在自己的領空進行對抗,台灣必須投資並強化地對空飛彈戰力。

不論是質量或數量,中國已經擁有勝過台灣的優勢。從數量上看,中國空軍擁有的飛機數超過台灣空軍。質量上,中國空軍目前服役的戰機已足以比擬台灣空軍,而第五代戰機的發展將讓中國取得優勢。由於兩岸軍力差距日益拉大,專家開始認為台灣的空中防禦挑戰是「全世界最困難的挑戰之一」,而且「中國的飛彈愈來愈有可能關閉台灣機場」,解放軍也有能力摧毀台灣的戰鬥機機隊或迫使機隊撤到地下基地[註 178]。在高度對峙的衝突中,台灣的戰鬥機即便能免於第一波攻擊,接著也可能會成為單向飛彈,因為可能已經失去可供補給、加油、回充彈藥的空軍基地。 蘭德學者悲觀地指出,「為了要繼續提供可信的嚇阻,並被外界視為能在自己的領空進行對抗,台灣必須投資並強化地對空飛彈戰力。」[註 179]相較於15年前發佈的報告,這份2016年的評估更加令人擔憂[註 180]

迄今為止,台灣防衛空域、對抗侵略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400多架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戰鬥機機隊。這種以戰鬥機為中心的作法耗費高昂代價。首先,有人駕駛飛機當然需要人力。台灣將近一半的國防預算已用於支付人力成本。作為比較,美國軍方則是將大約四分之一的預算投注在人力[註 181]。其次,台灣將近13%的國防預算都用在維運現有戰鬥機機隊[註 182]。採購建置足夠數量的第五代戰鬥機機隊會對台灣的國防預算造成很大的壓力,可能會影響其他軍事投資或提高國家負債。最近通過的年金改革,包含刪減軍人年金,顯示即便要維持現有不到GDP 2%的國防預算,政府都已經面臨相當的財政壓力了[註 183]。台灣要建立更大的機隊,勢必要增加國防開支的GDP佔比。第三,台灣的戰鬥機機隊,極其容易遭到中國長程、精確打擊武器的攻擊。研究顯示,240枚至360枚的短程彈道飛彈就可以遏制公開停放在台灣十座空軍基地的所有飛機,而中國目前至少擁有1,000枚至1,200枚的此類飛彈[註 184]。中國只要用五架SU-30戰鬥機,全都裝配10顆精確導引彈藥,就可能摧毀幾乎所有停在空軍基地強化機堡內的戰機(但不包括兩座山中基地)[註 185]

5.2 建議

以下建議旨在讓整體防空拒止策略能發揮最大效果。然而,第一與第二項建議可分開實施。

修改防空「戰術、技巧與程序」

台灣可以改變地對空飛彈的運用方式,更有效地延長任何潛在衝突,從而增強嚇阻。舉例來說,台灣應該放棄用地對空飛彈進行區域防禦任務。區域防禦需要預先佈署設備、並長時間開啟雷達,以便定位、鎖定並摧毀入侵的飛機或飛彈。這種作法使得地對空飛彈陣地及雷達很容易遭到反偵查與先制攻擊。因此,像是愛國者3型的防空系統,很可能在相當短時間內就遭中國摧毀。

我們認為應重新分配地對空飛彈部隊,進行逆襲任務[註 186]。這種運用概念意味著地對空飛彈的雷達只會在相對短的時間內開放,讓同一陣線的陸軍部隊有機會針對入侵部隊進行調動[註 187]。我們所預想的情境如下。軍事危機一旦發生、飛彈攻擊開始時,愛國者3型系統並不會按照傳統作業方式攔截來襲飛彈;而是之後再啟動,攻擊那些要支援兩棲登陸部隊的中國戰機[註 188]。這項策略的邏輯在於:修改防空任務與相關防空「戰術、技巧與程序」的成本較低。若適當透過軍事演習,向中國傳達信息,可進一步嚇阻中方,因為這些變革會更有可能促成拖延戰。

我們了解將地對空飛彈從區域防禦轉向逆襲任務所帶來的風險。在入侵的攻擊階段,台灣將無法攔截這麼多的彈道飛彈,但關鍵的逆襲能力將更能存活下來。存活能力提高應歸因於防空「戰術、技巧與程序」的改善,間歇性地使用地對空系統的雷達。然而,若台灣人民並沒有為此可能性作好準備,則可能會誤以為政府要放棄、或者無法保護台灣免於飛彈攻擊。台灣政府必須在衝突尚未發生前,就儘早溝通飛彈防空在任務與態勢上的轉向。

大幅增加地對空飛彈庫存

根據一份蘭德報告,強調地對空飛彈防禦(勝於有人駕駛的戰鬥機)可以讓台灣更有機會成功反制中國的入侵[註 189]。這項建議包括修改「戰術、技巧與程序」(如先前建議),並建置更大量、更多元的飛彈庫存。這也涉及適當地整合不同的武器系統,讓這些系統不只是作為整體防空網絡的一部分,而且當飛彈或網路攻擊癱瘓整個網絡時,這些系統還能個別作戰。數量上顯著提升的系統包括愛國者3型陣地與攔截器,與地面發射的AIM-120與AIM-9X飛彈[註 190]。關鍵在於善用最新科技,整合這些武器資產。其中一項可能性是美國陸軍的整合空中與飛彈防禦戰鬥指揮系統(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Battle Command System, IBCS),以網絡為核心,串連各個系統,可以同時整合不同載台感測器的數據,不論是哪個武器系統偵測或追蹤到攻擊,都可由這個指揮系統依據決定,針對該威脅,要從哪個最合適的飛彈系統進行回擊[註 191]

減少戰鬥機數量

戰鬥機庫存可以挪出更多所需資金,購置能造成中國軍力更大傷亡的武器系統。

降低戰鬥機庫存可以挪出更多所需資金,購置能造成中國軍力更大傷亡的武器系統,並延長衝突。據美國國防專家指出,若中國今天武力犯台,台灣戰機最多只能撐一到兩個月,而且未來的情況將更糟。中國第五代戰鬥機正準備全面投入作戰行列,導致台灣戰機在衝突早期就可能無法發揮功能。甚至還有人提議,認為現有戰機機隊應縮減到50架改裝翻新的F-16戰機,用原本投入戰機的資源購置大規模的地對空飛彈系統[註 192]

5.3 海上拒止:第二地帶

兩棲攻擊仍然是對台灣生存的最大威脅。雖然中國有能力透過空中和飛彈攻擊,封鎖或懲罰台灣,這些選擇並不會對台灣造成生死威脅,只有入侵和佔領才會徹底威脅到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有效佔領需要運輸上萬名地面部隊,這需要海上的快速移動。即便共軍侵台看起來不會在近期內發生,一套負責任的防禦戰略應該發展出方法,能夠獨立嚇阻未來最糟狀況的攻擊。中國要侵犯台灣,解放軍海軍必須先控制台灣海峽;若無法制海,解放軍海軍有限的兩棲艦艇與部隊,在運送通過台灣海峽途中,非常容易受到攻擊[註 193]。中國正在壯大海軍,所以台灣無法冀望能附近海域或自己的領海內維持制海權。

好在要反制入侵艦隊,台灣不需要維持海上控制。台灣的任務更簡單,只要拒止中國海軍制海即可。不像空中拒止的挑戰,海上拒止更容易,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首先,台灣海峽的天候、海流、潮汐、水文以及地形,再加上台灣掌控的外島就位在中國最有可能侵台的路徑上。歸結這些因素,共軍兩棲軍隊要穿越台灣海峽會是重大挑戰[註 194]。再者,中國根本沒有兩棲實戰經驗。共軍侵台,將是繼二戰盟軍登陸諾曼第(代號「大君主行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大君主行動」的成功不但歸因於上述所有因素的配合,而且盟軍早在1944年的數年前開始,就累積許多小型兩棲登陸的經驗。

台灣應從大型水面艦轉向另一種戰略,改以仰賴眾多、分散的戰力。採用彈性、分層的防禦作法

為了拒止中國海軍在海上的橫行無阻,台灣應從大型水面艦轉向另一種戰略,改以仰賴眾多、分散的戰力,能倖存於中國先制攻擊,並讓入侵艦隊付出無法接受的代價[註 195]。採用彈性、分層的防禦作法,在敵軍穿越海峽的每個階段,台灣軍隊都削弱消耗任何入侵戰力。第一層包括長程精密武器,以及相對便宜、消耗性的「自殺」無人機,可以在兩棲艦艇裝載部隊時,攻擊兩棲艦艇。第二層應包括機動式空中、陸上、海上和海底載台,當兩棲艦艇試圖穿越受限制的海峽時,這些載台可以攻擊中國海軍脆弱、裝載著部隊的兩棲艦艇。第三個拒止層應以水雷為主。因為台灣的地理和水文,任何入侵艦隊都只能朝向數量相對有限的著陸區域。台灣可以使用飛彈快艇、微型潛艇和無人機,建立消耗性的水雷網絡。

不同於仰賴海上決戰或試圖控制台灣海峽,採行彈性的縱深拒止戰略時,台灣的現役部隊需要採用多重、互為重疊的武器,藉以鈍化和損耗入侵兵力,並同時保持足夠彈性,因應任何載台或能力的喪失。運用這種分層海上拒止戰略,台灣可以阻止中國把兩棲攻擊視為可行政策選項,從而移除中國構成的存在威脅[註 196]

5.4 建議

採購更多反入侵襲擊艇與船上反艦飛彈

台灣已經擁有一定數量的飛彈快艇,而且據報導,台灣即將再購入60艘小型的匿蹤飛彈艦艇。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我們建議海軍購入並建立更多不同大小與款型的飛彈艦艇。再結合一些小型水面戰鬥船艦,例如先前提到比較大型卻不容易被偵查到的沱江級巡邏艦,數量龐大的飛彈船隊可以加劇敵方標定目標的難度,也因為成本較低,有助於台灣逆轉成本曲線。這些飛彈艦艇也可以成群攻擊入侵艦隊[註 197]

研發並建立半潛船、微型潛艇與水下無人機

研發並建立半潛船、微型潛艇與水下無人機

要反制台灣海峽有限地區內的入侵,台灣並不需要全尺寸的柴油潛艇。而且因為台灣的預算只能購買8艘此款潛艇,中國將優先摧毀這8艘潛艇,這些潛艇反而會成為任何入侵狀況的累贅。

能力較弱的半潛船或微型潛艇等載台,可有效執行反水面作戰,當作機動式水雷或飛彈發射載台。 另一個好處是每個載台的成本都遠低於多功能的柴油潛艦。 半潛船、微型潛艇和水下無人機也比飛彈快艇更匿蹤,更有機會能成功穿透入侵艦隊的護航屏幕。這些載台利用其他如飛彈艦艇或陸基反艦飛彈等發射系統的目標獲得資訊,可用來攻擊兩棲船艦,或作為先遣偵查。同時,發展這些系統也有助於台灣的水下工業發展,並縮短未來潛艦國造的學習曲線。

5.5. 陸上拒止:第三地帶

在彈性的縱深拒止策略中,台灣的地面部隊不應等到入侵部隊接近陸地才加入戰鬥。反之,台灣的現役地面部隊應該在入侵艦隊仍遠在海上時,就展開攻擊。因此,我們的戰略設想是第一層的地面防禦應該要與最後一道海軍防禦重疊。更準確地說,我們設想地面部隊的特種部隊,帶著移動式的反艦飛彈,在入侵艦隊正奮力穿過台灣半潛船、微型潛艇與水下無人機所快速鋪設的雷區時,開始鎖定入侵艦隊。若有入侵艦艇順利存活下來,接著就要迎戰台灣的地面作戰部隊。然而,就像空中和海上的部隊,台灣的地面作戰部隊應把重點放在拒止入侵者的控制,而非控制陸域。這意味著台灣士兵不應「固守並作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儘管無人武器系統當然也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在彈性的縱深拒止策略觀念中,並沒有所謂的「主要抵抗線」。我們認為沒有殊死戰的必要,因為消耗戰中不應該特別側重某一個戰場。台灣的現役地面部隊應該讓入侵者付出代價,然後一旦地面部隊無法防守,就撤回到後續作戰位置,而且應盡可能不斷重複這個過程。透過這種方式,這個作戰概念強調彈性,讓解放軍部隊沒有機會在決定性的會戰中摧毀大批防禦部隊。要贏得不對稱戰爭,不是靠自己的士兵捐軀,而是讓敵方傷亡。

5.5 建議

台灣海軍陸戰隊的任務調整

台灣海軍有10,000名兵力,分成3個旅,並有超過200個兩棲突擊載具(AAVs)。 國防部應該讓海軍陸戰隊放掉兩棲攻擊能力,重新將海軍陸戰隊定義為台灣最卓越的反兩棲戰力。任務調整的海軍陸戰隊將專責激浪區的防禦行動 ,激浪區是海灘與台灣海峽的交界地帶,讓台灣更有機會贏得台灣國防官員所稱的「濱海決勝」[註 198]。這支新的海軍陸戰隊,不是裝配兩棲突擊載具和兩棲裝備,而是裝配上述提到的新型不對稱海岸防禦。他們將與海軍和空軍合作,攻擊海岸上的兩棲艦艇,然後協助陸軍攻擊要登上海灘的登陸艇和登陸部隊。這項建議看似激進,但讓海軍陸戰隊從攻擊性軍力轉為防禦性軍力,這是專為嚇阻穿過台灣海峽的侵台攻擊所設計的[註 199]。海軍陸戰隊任務調整本身無法節省費用,但淘汰相關的兩棲艦艇則可大幅節省開支。我們並非建議一定要縮減海軍陸戰隊的總體規模,不過我們建議海軍陸戰隊放棄一些現有軍備,任何移除兩棲攻擊裝備所節省下來的資源,都可能轉移購買新的海岸防禦裝備。這項建議不是要節省開支,而是重新配置資源,從目前兩棲攻擊任務轉向海岸防衛,更貼近彈性的拒止戰略。

建立台灣海峽指揮部與控制架構

任何反入侵作戰都是跨多重領域,因為涉及運用海上資源、空中資源和陸基防禦。為了將台灣的有限資源最大化,很重要的能力來自不同軍種的同步作業,如利用某一載台的偵測數據,來運用、支援另一軍種的射手。

為了優化台灣的反入侵反應,國防部應該建立一個專門針對這種戰爭型態的台灣海峽戰區指揮部。這個指揮部會整合不同的軍種能力,發展出針對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具彈性與韌性的網路架構,把指揮管控能力最大化,並在持續受動能與非動能攻擊下,優化目獲與標定。同樣重要地,這個指揮部會負責發展反入侵嚇阻的態勢,以及傳達防禦能力的方式,藉以強化嚇阻。

購買更多機動式、陸基反艦飛彈,並發展多領域應用準則

台灣現有能力覆蓋台灣海峽的移動式陸基反艦飛彈存量相對較少。國防部應購入更多此類武器。個別反艦飛彈可能會遭到攔截或在發射前被摧毀,但個別反艦飛彈的單價,即便相較於最小型戰艦,仍便宜許多;可建造足夠數量並加以適當隱藏、偽裝和佈建,足以嚴重威脅受制於台灣海峽和登​​陸區地形的入侵艦隊[註 200]。台灣現有反艦飛彈最遠射程為150公里,應足以為嚇阻台灣海峽中線上最逼近台灣的船艦[註 201]。當然,台灣必須額外投資購置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資源,提升目獲與標定的能力。無人機和立方衛星(cubesat)科技是取得目標尋獲、追蹤和終端指引能力的低成本選項。台灣海峽戰區指揮部也應該協調聯合作戰準則和相關「戰術、技巧與程序」,讓陸軍、海軍和陸戰隊能以分散、重疊和協調的方式運用反艦飛彈,「削弱」逼近的兩棲艦隊。

發展不對稱的海岸防禦

面對中國傳統軍力優勢,加上中國持續提升的精準打擊系統(能瞄準海灘防禦定點),台灣必須投資低成本、可存活的作法,抵抗兩棲攻擊。因為台灣的地理限制,任何兩棲攻擊能登陸的海灘非常有限,這些抵抗部隊可以事先安置在隱蔽地點,隨時待命。一旦任何入侵艦隊穿越海峽,就會遭到先進海上水雷和近岸飛彈攻擊,從三腳架發射的地獄火飛彈(最大射程達8公里)到肩射反坦克非彈(最大射程達2公里)。相較於機動式陸基反艦飛彈,這些近岸飛彈體積更小,更容易佈置和偽裝,但仍能執行擊毀海上的船艦。當兩棲艦隊被迫靠岸,好讓入侵部隊登陸時,這是兩棲艦隊最容易被攻擊的時候。台灣應迅速運用這些目前已驗證的能力[註 202]。雖然台灣正爭取向美國購買M1A2艾布蘭主戰車,但我們建議不要過度仰賴裝甲車進行海岸防衛任務[註 203]。中國一定要先取得台灣海峽與登陸海灘(甚至整個島嶼)的制空權,才會讓登陸部隊上岸。即便台灣的裝甲部隊能在入侵攻擊階段存活下來,裝甲部隊接著仍會是解放軍情監偵(ISR)與地面攻擊的優先目標;再加上解放軍特種作戰部隊與雙面間諜破壞的風險,裝甲部隊的存活與否其實充滿不確定性。最好還是仰賴偽裝成貨櫃車的移動式發射器,並利用機動的小型徒步與摩托化步兵部隊。

投資3D列印、無人機與自動化武器

投資3D列印、無人機與自動化武器

雖然我們不建議台灣投入大型武器製造,例如國造潛艦或神盾驅逐艦,但台灣應投資一些更有抱負、可能逆轉成本曲線的能力。台灣應重視台灣微算電機、工程與製造產業已具備生產利基的不對稱戰力,而且這些企業也能透過生產這些技術而獲益。比如說,3D列印;空中、水下和地面戰鬥無人機;以及自動化武器,如遙控機槍。3D列印的無人機價格低廉,容易在分散位置製造,也利於大量製造。已經有許多實例作法,可以在這些無人機上配備爆炸物,抵禦先進的海、陸、空戰隊。雖然用「集群無人機」遠距離對抗機動部隊仍停留於期望,但這種能力應可在近期趨於成熟,到時候就可以在已知登陸地帶,事先安置並攻擊沿海地區的登陸艦艇。台灣具備產業能力,也有戰略需求、需要發展出符合成本效益的反入侵嚇阻能力。台灣有很多的優勢,可善用這些能力,藉此抵消中國日益增加的傳統軍力優勢[註 204]

在地面部隊訓練和準則中,優先重視彈性的縱深拒止

台灣目前的作戰準則是讓現役地面部隊在登陸海灘上與海灘周圍發動高度傳統、對稱的防衛。透過備妥的態勢和積極的逆襲,目標是「灘岸殲兩棲入侵軍隊」並擊退仍在降落區內的空降兵力[註 205]。唯有當解放軍的空中與飛彈攻擊導致海灘協同防禦無法形成,台灣的地面部隊才會退回到預備的防守線,轉而採取長期消耗抗戰[註 206]

基於兩個理由,我們認為針對灘岸殲敵進行作戰規劃和培訓,其實是不當運用時間,而且很危險。首先關於有效訓練,台灣地面部隊應把主要時間用在準備最有可能遇到的戰爭型態。每花一個小時訓練傳統、對稱的海灘和登陸防禦,就減少一個小時學習如何進行撤退作戰。 對於彈性拒止戰略而言,撤退作戰很關鍵,而且不是部隊能夠快速學習領會的能力。相較於靜態防禦,撤退作戰更難協調,在難度與挑戰度上,與移動式防衛和逆襲不相上下。要執行撤退作戰,需要嚴謹的心理紀律。指揮官必須向敵方退讓,若缺乏紀律,原本有組織的軍隊就變成潰散撤軍。撤退作戰也必須要精準指管,因為部隊要在敵方戰火下向後方撤離。但如果執行得當,一系列無休止的撤退作戰可以保證延長衝突數週甚至數月。

第二個原因涉及訊息的傳達展現。現有準則弱化了嚇阻力,因為讓解放軍的傳統對稱性軍力佔上風。我們同意,灘岸殲敵通常比發動懲罰性的消耗戰更好,但這不是台灣地面部隊可以有的選項。中國部隊要登陸,一定要先取得制空權。台灣空軍一定會保留部份戰鬥機軍力,藏在山洞,作為海灘上決戰的準備。然而,由於台灣只能仰賴有限數量的高端先進載台,解放軍的作戰計畫人士一定多少掌握著決戰時刻台灣空軍所能啟動的戰鬥機數量。解放軍空軍一定準備好要對抗,並勢必阻止台灣戰鬥機干預登陸行動。台灣失去制空權,意味著早在解放軍陸軍搶灘以前,原本準備好的防衛態勢早就失效或被壓制了。更壞的情況是,解放軍攻擊戰機將擊潰裝甲部隊與補給部隊,這兩者對於移動式防衛與逆襲行動都是非常關鍵的。一旦中國部隊決定登陸,長期消耗戰可能就是台灣的唯一選擇。要保證這場消耗戰盡將無止無盡下去的最好方法,就是表現出彈性,包括透過讓入侵部隊付出代價、拒絕決戰、並進行一系列永無休止的撤退作戰。當然,真正的目標是嚇阻中國入侵。

因此,台灣必須利用訓練和準則,清楚地展現地面部隊將對入侵軍隊所採取的行動。台灣目前海灘上決定性防衛的準則卻釋出相反的訊息。事實上,面對所有可能的防禦計畫,解放軍領導最偏好的可能就是台灣在入侵登陸最一開始的階段就將大部分的軍力投入決戰,這樣共軍就可以從空中擊毀。

為準備彈性的縱深拒止作戰行動,台灣的地面部隊在訓練和裝備上應強調:

獨立、小型部隊行動:在沒有取得制空權前,解放軍是不會企圖登陸的。一旦取得台灣上空與週遭的制空權,解放軍空軍的攻擊戰機與無人機就會毫無保留地攻擊台灣地面部隊。目標越大,而且該目標擁有的裝甲砲彈越多,就越會被解放軍鎖定。為了提高存活率並增加解放軍空軍瞄準的難度,台灣的地面部隊應盡可能以最分散、最小的單位行動。因此,連隊、甚至是排隊,都需具備相關訓練、裝備與授權,以便在戰場上獨立行動。營隊以上的單位很可能在行動前就已經被殲滅了。

高機動性:中國空軍的首要目標是瓦解台灣預備好的防禦衛態勢,並摧毀重裝甲與軍械庫。台灣的海岸防禦部隊必須存活夠長的時間,才能打擊入侵艦隊,也因此在攻擊前的轟炸時,海岸防禦隊必須能持續「移動並射擊」。同樣地,陸上防衛部隊也要在山洞、隧道與其他藏匿地點中待命,最後一刻才立即投入行動。不論如何,台灣都需要投資遠比現在更多的輪式運輸工具,才能在戰場上運送大量軍隊。雖然好像有違直覺,但例如卡車和吉普車的輪式車輛,會比大型武裝車(戰車、裝甲運兵車等)來得更有效。輪式車輛更輕、更快,而且機動性比裝甲車高。相較於裝甲車,輪式車輛對於解放軍的威脅看起來比較小,所以解放軍空軍也比較不會把輪式車輛視為目標。相較於裝甲車,台灣可以購買更多的輪式車輛,藉此可以運送更多的地面部隊,也可以對中國空軍造成更大的標定挑戰。當然,台灣還是可以善用現有的裝甲車,作為強化掩體或誘餌,轉移解放軍空軍戰機與無人機對於真正防衛兵力的注意力。

迅速、有彈性的協調:當然,彈性的縱深拒止行動會對台灣的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能力造成莫大的負擔。事實上,台灣的政治與軍事高層領導人可能要接受更高程度的分散化自治權,遠超過他們向來所習慣的。

多重領域、聯合火力整合:最後,台灣的地面部隊需要集中聯合火力到可能的最小作戰單位。獨立機動部隊將需要自己的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資源、無人機、火砲(如迫擊砲)、防空(如便攜式防空系統MANPADS)和反裝甲(如標槍反坦克飛彈)。這些資產必須「內生」(即永久嵌入)在前線單位。反之,傳統方法是將這些資產集中和保留在營、旅和師級單位,這會導致令人無法接受的高風險,因為中國空軍可以現地摧毀或在運輸過程中,將其攔截。此外,台灣的小型部隊指揮官必須準備好跨多重領域地使用武器。例如用反裝甲武器對抗登陸艇、便攜式防空系統對抗飛機、甚至是用電子戰資產對抗解放軍指管結點。一樣地,要讓連指揮官或排指揮官準備好進行多重領域行動,對台灣地面部隊是項重大挑戰。這不是一蹴可幾、能拖延到最後一刻的工作。

5.6 社會拒止:第四地帶

最糟的情況是,地面拖延戰無法嚇阻中國入侵。中國仍決定要攻擊,並投入長達數月所需的戰力。但不論中國佔領多少地面空間或控制空域,它可以完全控制台灣人民,中國還是無法達到其真正目標—掌握實質政權。而這也就是台灣可以施行最終拒止的領域—叛亂戰。

我們對於叛亂的概念主要有兩個層面的不同。首先,我們並不將叛亂視為防禦計畫的其中階段,例如在現役軍隊都瓦解後才開始叛亂行動。我們認為叛亂的準備是持續進行的;其實,必須在中國領導人思考要侵台之前的很多年就要開始。此外,只要現役軍隊開始撤退作戰,叛亂行動就必須開始攻擊解放軍部隊。因此,解放軍越推進到台灣內部,它就越被迫要一次面對兩個同步、卻截然不同的戰事:一個是面對台灣現役地面部隊的傳統不對稱作戰,一個是面對叛亂份子的非傳統不對稱作戰。由於中國不斷進行軍隊轉型,要在「資訊化」的狀況下打傳統戰,我們認為中國因應這種叛亂戰的準備是不足的。

第二,我們並不是預期由「人民」發動叛亂戰,至少不是在戰爭最初期。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全民都會起而武裝對抗入侵者,嚇阻力量當然會提升,但認為所有人民都願意上前線投入游擊戰是不切實際的,特別是叛亂戰要在解放軍一登陸就立即開始擾亂解放軍,才會是最有效的。因此,我們認為叛亂戰是個特定任務,應指派給台灣軍隊已經存在的一分子:台灣的後備軍隊。

5.7 建議

讓台灣後備指揮部轉型為國土防禦部隊

台灣後備指揮部轉型為國土防禦部隊

目前,台灣約有250萬後備軍人,人數是現役軍隊的10倍規模。它是獨立單位,直接隸屬國防部,所以其實在組織上與陸、海、空軍是平行的。根據一項2017年的蘭德研究,後備軍人人數約佔台灣人口的15%,相較之下,美國的後備軍力(包括空軍與陸軍國民兵)人數約110萬人,佔不到總人口的0.4%。台灣的後備軍力主要屬陸軍,其他約60,000人則屬海軍與空軍[註 207]

很遺憾地,由於訓練與戰備的不足,台灣目前是在戰爭時候,讓後備指揮部增補傳統部隊。由於後備軍力主要都由陸軍組成,其主要任務是要快速形成作戰旅。按照四個戰備與能力等級,這些旅分成四個類別。總共約九個一級的步兵旅,擁有先進武器。其他三級步兵旅的戰備與裝備則依序遞減。一旦遭侵略,較高層級的單位能強化現役武力,防衛重點灘頭和登陸區。同時,低戰備的步兵旅在理論上會防禦縣市和關鍵聚集點,海軍與空軍的後備軍會補強基地支援與維安。此外,後備指揮部負責一般民眾的動員及民防,為負起這個功能,後備指揮部轄下單位也連結其他民間部門[註 208]

書面上看來,這樣的後備軍力看起來十足充分,但其實數字有所誤導。後備軍面臨重大結構性挑戰與障礙。250萬名後備軍人受到的訓練薄弱,普遍都沒有準備好能在最嚴酷的情況下,迅速為作戰任務動員。後備軍力主要是義務役退役的國民,列為後備役前,這些徵召入伍者要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後備役的教育召集為兩年一訓,一次訓練五天。但到底台灣250萬名後備軍人中,要接受教育召集的法定比例為何,或是這個五天集訓有多麼嚴謹且符合現實,我們並不清楚。更重要的,後備軍力的動員不會發生在承平時期,後備軍人必須在激烈網路與飛彈攻擊下,完成報到並參與複訓。我們的受訪者(包括政府高層、立法委員以及學界人士)均表示,目前後備役的戰備模式並不適合高強度的現代戰爭。也因此他們希望可以採納美國「週末戰士」模式,每個月有一個週末或一年有兩週的軍事演練[註 209]

即便在最樂觀的情況(台灣接獲早期預警、確切證據指出30天內即將遭到入侵),後備軍隊仍將難以動員;即使250萬後備役的一小部分也難成為可信的作戰兵力。

不要模仿美國「作戰後備軍隊」的模式

台灣政府了解目前後備制度的問題,也因此才想要參考美國「作戰後備」的模式。先前提到的蘭德報告也贊成這項作法,建議善用後備,使此兵力更能在入侵的初期階段對應敵方,並發展更高技術的單位,如電子與網路作戰、防空飛彈與海上拒止。該蘭德報告也建議台灣應「把後備軍力當作權術使用,嚇阻中國武力犯台或其他形式的威嚇」,並特別強調透過後備軍的動員演習,傳達他們的能力[註 210]。 最後,蘭德報告主張後備役訓練應包括持續性的訓練期間(例如美國一年兩週的訓練),並增加預算、建立更強大的後備軍力[註 211]

美國作戰後備的作法看似理想,可能也優於台灣現在的後備制度,但我們不認為美國的模式適合台灣,尤其是因為美國後備役戰備的作法是為了因應美國特有的挑戰、限制與誘因。因此這在台灣不是理想的作法;也無法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達到嚇阻。首先,若沒有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台灣是沒有辦法建立作戰後備軍力。按照美國模式,後輩軍人一年要服役38天,包括24個週末演練與年度的雙週訓練。而且在動員演習期間,很多美國後備軍人志願接受更多的演練天數,也會因此獲得週數更多的年度訓練。想一想下列狀況:若按照美國訓練要求的低標(每年每人38天),台灣需要將後備訓練天數從每兩年的五天增加到76天,擴大15倍。即便不列入美國後備役所能獲得的其他獎助與津貼,這個作法也會大幅地增加台灣後備役的人事預算[註 212]

動員時程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以說明為什麼美國式的作戰後備不是台灣所冀望的萬靈丹。大部分的分析人員都假設,一旦中國準備侵台,台灣將會有數週,甚至數月的預先警告時間,讓後備指揮部在戰爭開打前有足夠時間動員後備部隊。但中國知道這些既有的假設,而為不讓台灣有充分時間動員龐大的後備軍,中國可能會透過網路攻擊、飛彈攻擊與破壞行動,讓台灣動員的難度加劇。此外,美國的作戰後備模式是為了支援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所設計的,因此在派遣前很長的時間就動員。後備軍人花數個月的時間服役,接受複訓和特定任務的培訓,而且所有的訓練都是在安全、寬容的環境中進行。這種模式可能適用於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任務,因為後備部隊單位會融入現役部隊,並在任務結束,再回到先前沒有動員(但已戰備)的後備狀態。至於台灣,即便在最樂觀、有早期預警的情況,台灣仍沒有能力能配合如此長時間的動員時程。雖然美國有數十年的經驗協助後備役待命遣送前線,美國也沒有辦法在一個月內動員110萬名後備軍人,所以台灣不應認為自己有能力在一樣的時間內動員雙倍的人數,特別當台灣同時遭到包圍以及第一階段的入侵。

任何試圖按照美國作戰後備模式,改變台灣龐大後備指揮部的作法,都將付出昂貴成本、會是個失誤的判斷、也不太可能實質提升台灣的傳統(正規)嚇阻態勢。 因此我們提供下列建議:

採用小型作戰後備軍隊

儘管提及上述限制,一支作戰型的後備軍隊可以提供現役部隊重要的增派軍力。與其要按照2017年蘭德報告與台灣表明的期望(完全轉型為作戰型後備軍隊),我們建議打造一支小型的作戰型後備軍,可以在平時補強現役軍隊,並在反入侵作戰中,發揮強化功能。理想上,這支作戰後備會吸納受過技術訓練或有先進技術能力的退役人員或民間人士,如網路專家。這些個人可以支援現役軍隊,例如在海上拒止(攻擊式水雷與反艦導彈陣地)與防空陣地的領域,以及少數高戰備的步兵旅,強化現役軍隊的灘頭防禦。台灣國防部,利用志願的退役人員,可以善用現役訓練的投資,而且不需額外花費於基礎能力與軍事準則。

按照目前組織架構,後備指揮部直屬國防部,但我們認為作戰型後備軍力應配合其母單位(如陸軍或海軍)。這麼一來,這些後備軍力更可整合到母單位的現役部隊,也因此可以按照比較美國式的演練時程,維持行政與作戰整備。由於訓練的關係,這種後備軍隊的人事成本會比目前的後備制度高出許多,但只有很少數的後備軍人會需要參與這個作戰後備軍隊。整體而言,這個後備軍力會少於100,000人,這是根據美國現役與後備軍力的比例。相較於重整整個後備役制度,這項改革的費用不會如此龐大,而且如果這支後備軍能保持在較高的戰備水準(對於人數比較少的志願者,這是合理的期待),面對敵方先發攻擊,這支後備軍具備更堅強的動員能力。

創設國土防禦部隊

我們建議台灣政府轉型大部分的後備軍隊,從原本用來進行傳統灘頭作戰的反入侵部隊,改成旨在反抗外國佔領的國土防禦部隊,在城市、森林和山區進行長期叛亂戰[註 213]。如前所述,我們不能期待總人口的15%有能力維持充分的動員準備,並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具備戰鬥能力。所以針對這部份的後備兵力,我們建議參考許多波羅的海和北歐國家所積極尋求並採用作法。這些國家也面臨類似生死關頭的威脅,戰略縱深有限。他們投資「人民的兵力」,如挪威的國土警衛隊(Heimevernet)或愛沙尼亞國防聯盟(Estonian Defense League),而不是直接對抗入侵武力的傳統軍力。這些是準軍事部隊,主要都是接受一些軍事訓練的平民,只有國土遭到攻擊的時候,才會動員參戰[註 214]

將作戰後備的兵力轉給相關母單位(軍種)之後,我們建議把後備指揮部重新命名為國土防禦指揮部。國土防禦部隊會是一支準軍隊,負責和平時期的救災和民眾援助,並在入侵發生時,協調游擊戰。由於這隻軍隊不是要作為傳統軍力,也不是要與現役部隊結合以抵抗灘頭上的侵略,因此它不需要維持軍事戰備標準,可以專注在如何透過游擊隊策略,達成國土保衛的任務。正如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經歷的,低技術水平的軍隊可以彈性因應,並對佔領軍造成恐怖懾人的效果[註 215]

訓練國土防禦部隊打游擊戰

考量這些任務,這支國土防禦部隊不需要接受傳統軍隊的類似培訓。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不需要制服。 他們的角色是要融入一般民眾,抵抗佔領,而不是與入侵軍隊作戰。 國土防禦部隊士兵不會被分配到傳統部隊單位,而是構成小型、機動反抗單位,與附近軍械庫或武器庫大致接連,且一旦動員就能夠獨立行動。 與其舉辦週末演練、確保行政戰備,或進行一般性的軍事訓練,或要求處理種種傳統後備軍隊所涉及的議題,國土防禦部隊可以輕易地進行年度或半年一次的實地演習,以維持相對較低的成本。

除了召集方面的行政工作,這些實地演習應盡可能貼近面對敵人入侵時的實際動員。 他們會練習從軍械庫中取出並分發武器和裝備、秘密監視關鍵目標、安置應急爆炸裝置、伏擊佔領軍、並在通訊被阻斷的環境中與國外建立聯繫[註 216]

面對可能先發製人的網絡、空中和飛彈攻擊,國土防禦部隊在設計上更具韌性與復原力,不像傳統軍隊會遭受威脅。這些部隊將自然地分散在人口集中的區域,軍械庫應盡可能小、以佈建數百個地點,每個地點都在成員易於取得的範圍內。 這個作法可允許國土防禦部隊的士兵在入侵軍隊控制軍械前,就搶先到他們所屬的軍械庫報到。分散成為小型軍械庫,可以緩解第一輪攻擊的問題,因為為數量龐大、且分散的軍械庫,讓敵方的彈道飛彈有太多低價值目標。同樣地,分散的特性減輕了網絡攻擊和對國家領導人動能攻擊可能導致的癱瘓。 動員國土防禦部隊需要的協調有限:一旦飛彈來襲,國土防禦部隊盡快到軍械庫報到、取得武器、再消失回到人群中。

重建後備指揮部,改成國土防禦部隊,將會傳達一些信息。 首先,宣傳國土防禦部隊的動員演習及獨特的游擊能力,這表明這是新的能力,不同於以往的後備指揮部。國防部對潛在入侵者的訊息應該是:即使中國通過了台灣島的傳統防禦,它也會陷入永無止境的血腥衝突。同樣重要的是第二個訊息:國土防禦部隊的防禦性質。由於訓練程度低,也缺乏機械化或先進武器,國土防禦部隊無法執行攻擊性的兵力投射任務。 台灣可以立即維持道德製高點,保證台灣不打算採取任何侵略行動,特別是因為叛亂行動對雙方來說都是要付出高昂代價的。

發動叛亂戰的威脅是否可信? 一些分析人士總會質疑台灣是否有決心和能力對解放軍發動長期叛亂。這些批評通常根基於下列一個或多個假設:

台灣已非常發達且現代化。一旦共軍侵台,大多數台灣人民將逃離、而不是戰鬥:毫無疑問地,大多數人民將不會(也不應該)參與對抗入侵部隊的游擊戰。一般民眾缺乏武器與訓練,無法針對全副武裝的敵人進行危險的襲擾式游擊攻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主張將台灣現有的後備指揮部改造成為國土防禦部隊,針對這樣的任務進行部隊的組織、訓練和裝備。 有效地發動叛亂也不需要動員上萬名軍人。可以參考下列比較:美國估計,入侵伊拉克後第一年遇上了2萬名的叛亂分子[註 217]。國土防禦部隊擁有上百萬的兵力(若台灣推行後續討論的「全民軍事訓練」(UMT),將有更多),即便只有一小部分加入作戰,也可以展開非常劇烈有效的叛亂戰。進一步地,隨著叛亂戰有效開展,更多台灣人民也加入支持行列。對於叛軍挑釁,解放軍軍隊一定會過度反應,進而吸引更多人民支持。而且國土防禦部隊也要作好準備記錄並向全世界宣傳解放軍的罪行,所以叛亂軍隊也可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

中國知道如何發動反叛亂:中國有經驗消弭並鎮壓叛亂。中國武警有150萬名準軍隊人員,專門訓練來執行國內維安任務。在中國一些動盪省份,武警有維安經驗。但不應該過度強調中國武警有效平息台灣叛亂戰的能力。首先,中國武警沒有任何應對上述狀況的反叛亂經驗。在新疆維持秩序跟在傳統戰爭中對抗游擊隊很不一樣。美國在越南的經驗(美國部隊必須同時對抗傳統和非傳統兵力)這更接近中國反叛亂部隊所需要面臨的挑戰。此外,台灣的國土防禦部隊會專門針對叛亂行動進行組織、訓練與裝備,其程度更甚於越共。其次,台灣的叛亂戰讓中國「陷於兩難處境“。大家都知道反叛亂作戰需要大量人力,中國將需要派遣數量龐大的解放軍或武警來鎮壓叛亂;而兩個選擇都需要付出代價。 從歷史也看到,傳統作戰部隊在適應反叛亂作戰上的速度緩慢。因此,如果中國用解放軍來鎮壓叛軍,解放軍可能會掉入游擊戰的陷阱:仰賴火力、忽視政治因素,且對挑釁過度反應。而解放軍派往台灣的部隊越多,國際社會就有越多的理由可以利用中國在全世界的利益來脅迫中國。如果中國選擇仰賴武警,中國勢必要從新疆以及其他動盪省份調過。希望對施壓中國、要中國讓步的叛軍,勢必會利用內部維安降低的弱點。中國愈相信台灣有能力展開叛亂戰,中國領導者就愈要面臨是否用新疆換台灣的決定。

台灣是個島嶼。中國可以阻斷叛亂份子的外援:雖然台灣是個島嶼,但它是個大島。 將近14,000平方英里,大概是麻州與紐澤西州的綜合面積。面積大,加上超過700英里的海岸線,解放軍幾乎不可能做到完全緊密的封鎖。對台灣同情的人士,不論是國家或非政府組織,都將能使用突破封鎖等傳統手段以及長程無人機等非傳統方法,來援助叛亂份子。而且叛亂分子也不會完全只依賴外界援助。組織國土防禦部隊的一部分工作將設計建立一個複雜的武器和彈藥暫存網絡。當然,叛亂分子將高度依賴當地人民以取得食物、水、醫療和情報。而且台灣的叛亂分子也將高度依賴對抗解放軍的游擊行動,以繼續獲得補給。此外,台灣地理複雜性可以彌補其面積上的限制。解放軍部隊必須在一些可以想像到的最惡劣條件下進行反叛亂行動,包括森裡、山脈和超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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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問題》專題系列

關於作者群

麥克.韓澤克 (Michael A. Hunzeker) 是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的助理教授,也是安全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的副主任。他對終戰、軍事適應和傳統式(正規)嚇阻的研究出現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戰略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政治與政治科學》(P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決定因素》(Parameters)、《第一防禦》(Defense One)、《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the RUSI Journal) 等期刊。他最近和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正規)嚇阻的專書。麥克曾於2000年至2006年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文學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公共行政碩士以及博士學位。

亞歷山大.拉諾什卡 (Alexander Lanoszka) 是滑鐵盧大學柏斯理國際事務學院 (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助理教授和研究員。他先前在倫敦大學城市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教書,目前仍是那裡的榮譽研究員。他對於同盟政治、核武戰略和終戰的研究出現在《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事務》 (International Affairs)、《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皇家聯合研究所期刊》 (the RUSI Journal)等期刊。他最近和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名為《原子保證:核武擴散的同盟政治》(Atomic Assurance: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的書,並和麥克.韓澤克為美國戰略研究所合著了一本關於東北歐傳統式嚇阻的專書。他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及達特茅斯學院 ( Dartmouth College) 拿到博士後研究員身分。亞歷山大擁有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以及溫莎大學 (University of Windsor) 的文學士學位。

布萊恩.戴維斯 (Brian Davis)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身為一位退役美國軍官以及一位西點軍校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的畢業生,布萊恩的軍事職涯包含在南韓、中國、阿富汗、美國國防情報局和五角大廈的任務。布萊恩也回到西點軍校的數理科學系服務。目前,他在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辦公室,擔任政治軍事事務官。布萊恩完成了六個具備多種深度與廣度的學術學位:國際關係理學碩士;應用數學與科學計算理學碩士;國際管理理學碩士;數學理學士;普通話中文副學士;西班牙語副學士。

麥修.費 (Matthew Fay)、小名麥特.費,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奈斯坎南中心 (Niskanen Center) 的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他擁有聖澤維爾大學 (Saint Xavier University) 政治學學士學位,並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是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 國際關係碩士,另一個是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外交史碩士。他合著出版過核武研究,其中一項是期刊《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裡的冷戰時期核子預測,另一項是為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撰寫的改變美國核子武力態勢的建議。麥特的研究興趣包含美國外交政策、大戰略和國防政治,還有最近關注著民主國家的軍事有效性政治。

艾瑞克.戈普諾 (Erik Goepner)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候選人,以及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國防與外交政策部的訪問研究員。身為一名美國空軍退役上校,他的軍事任務曾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太平洋地區的軍隊指揮。他的研究興趣包含國家安全、內戰、恐怖主義和創傷。他在《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決定因素》 (Parameters)、《新聞週刊》 (Newsweek)、《國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和其它刊物出版過著作。艾瑞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和空軍軍官學院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取得文學碩士。

喬.佩德魯切利 (Joe Petrucelli) 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的博士生,也是目前被徵召的美國海軍後備軍官。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 (U.S. Naval Academy),在轉調至海軍後備以前,他以美國海軍潛艦軍官的身分,在任內積極完成多樣巡航,並曾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擔任資深防禦分析師。他有兩個碩士學位,一個來自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一個來自美國軍事大學 (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他目前的研究焦點是海軍戰略、戰略穩定和軍事準則創新。

艾瑞卡.森.懷特 (Erica Seng-White) 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準備以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專業取得政治學學位。她在美利堅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部門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取得國際關係文學碩士,擁有伍斯特學院 (College of Wooster) 的國際關係文學士學位,輔修普通話中文。她的研究主要聚焦東亞與東南亞民族主義。她在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量化研究方法等課程中擔任過助教也教過課。